著名节目主持人张越出过那些书？
《我胖，我容易吗？》
张越：另类的主持人
张越，1965年出生在北京，1988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之后一直从事教师职业，期间作了一段时间的自由撰稿人，并开始尝试电视编剧，参与了《我爱我家》、《临时家庭》等大家熟悉的电视剧。1995年底，张越开始担任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主持人。
上面的文字就是张越的简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或写过无数次的“人生总结”。但在张越这份简历背后，隐含着一个“特别”女主持人的心路历程。
在中央电视台的女主持人群体中，张越说她“确实就是一个比较另类的主持人”。张越这样阐述自己的真实感觉：“其实这与我的成长过程有很大关系，我曾有过因为自己与别人样子不太一样，而被伤害的经历，所以我非常痛恨一元化的生活方式，我坚持每个人都有权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前提是不妨害他人。我永远都不能忍受多数人欺负少数人，而且仅仅就因为那个人和他们不一样。”
曾为肥胖自卑十年
开始注意张越是十分偶然的。因为那时我正在一家妇女类杂志做记者。当初中央电视台创办《半边天》节目时，与我所在的这家杂志联系十分密切。但记得一开始出现的主持人好像是肖晓琳、阿果，而张越出现在荧屏时好像突如其来的。一个白白胖胖而富态雍容的女人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在她招人喜欢的外观形象背后，透过一副眼镜很难看清她的眼睛里藏着什么；她不时上推眼镜的习惯动作，颇有一些“鹰派”女主持人的架势。
张越自我总结时说：“这是我小时候被迫自我保护的后果。我从小因为肥胖而非常自卑。”
小时候，张越走在马路上时，总有人从她身边擦肩而过时说：“嘿，真够胖的呀！”说这样话的基本上都是男生。由于经常受到这样话的刺激，张越于是就对别人充满了戒心，并随时准备迎接“来犯之敌”。一次，张越在学校食堂排队买饭，有一位男同学不怀好意地问她：“哎，你一顿得吃几斤啊？”张越回答：“2斤。”还有一次，张越在自由市场上走着，有3个男孩子在旁边说：“快看，真他妈地够胖的哎！”张越本来都走过去了，听他们这么一说，张越又走回来死死地盯住他们，目光厉害得让他们最后有点儿害怕了。他们嘴里说着“真够凶的，真够凶的”跑了。
上中学的时候，张越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所有的人最好都看不见她，那时候她专门穿蓝色和灰色的衣服，目的就是想把自己彻底隐藏起来。
张越的转折真正出现在大学快毕业时，她感到自己正在走出延续整整10年因肥胖而生成的心理自我封闭状态。张越不再惧怕和别人在一起，穿大红大绿的衣服，做各种夸张的手势，用大嗓门说话。
张越对记者说：“后来我竟干上了最露脸的事，一种能让全国人民都看得见的职业，如果自信得不到恢复，我不可能在电视上面对天下人侃侃而谈。我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天性不允许我永远生活在某种阴暗的心理之中外，还得感谢我始终没有放弃学习，读书能让我不断地从知识中汲取内心的力量。”
或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张越对跟自己有“相似遭遇”的人特别在意。著名歌手韩红成名就是一例。当时，韩红因肥胖没有歌舞团要，只好去歌厅唱歌。有一天，张越坐进了歌厅，不经意地听着歌手们唱歌，突然觉得什么东西触动了某根神经。张越抬头认真打量台上的歌者，这才看清了同属“重量级”的韩红，韩红正忘情于《雪域光芒》：“跑啊———挣脱你的绳索／找回渴望已久的自由／啊———”歌厅里竟有如此美妙的歌喉？张越一时被震了。也许还夹杂着点惺惺相惜，张越邀请韩红作为嘉宾坐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录播间。这是1998年的事。由此，韩红就像一瓶陈年佳酿，终于被开启了。
想当厨师·想唱歌剧·想当作家·想嫁人有人说张越的主持是笑里藏刀，“杀人不见血”。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张越很有一些“江湖气”。
因为学师范的缘故，张越出了校门便走上了讲台。张越说她有“4大愿望”。
一个是想当一个真正意义的二级厨师水平的厨子。很有口福的张越，实在是想享尽美食的快乐。还真是因为吃，才使她走到屏幕前。
当教员的张越，一心一意想当一个作家。每天3小时的课程外，她把空余的时间大量地投入到阅读中外名著和勤奋笔耕中去，不过却鲜有成就感。电视台的朋友看她闲得无聊，又能写一手好文章，便让她写点小品本子试试。这一试，让张越试出了名堂。张越的第一个小品是在《艺苑风景线》里播出的。导演制片们一瞧，这女孩还真能写。于是春节晚会的小品也试着让她干起来。给观众们留下较深印象的《一个钱包》、《机器人》等她都参加了编写。
《半边天》栏目有个小板块《梦想成真》，拍摄一些女性在一天内实现梦想的过程，找来找去，那些女子不是想当歌星就是想当模特。这时有人推荐说，有个叫张越的想当厨子，这下乐坏了导演，与张越一拍即合，南下苏州松鹤楼，拜特级厨师学做淮扬菜，张越松弛灵气的表演出尽了风头，就这样乐呵呵的张越被剧组钉在了《半边天》。
就张越的形体和吃的精神来讲，她绝对是块厨娘料。一道普通的罐闷牛肉，她会把牛肉用黄油煎，用红酒泡，再放入铺了香叶的小罐里用小火煨，就这么一道菜，张越会不惜用两天时间耐心做完。
张越自称是“烹饪大师”。因为她既烧得一手好菜，还知道饺子是在公元581年从馄饨中分化出来的，松鼠鳜鱼创制于乾隆年间。让张越纳闷的是，她这样会做菜，竟然还没有嫁出去。她总是教导她的女伴：不懂做菜的女人嫁不出去的。可身旁会不会做菜的都一一做了新娘，惟独张越依然待字闺中。
张越的另一个愿望是唱歌剧。记者问她，胖和歌剧是不是有某种联系。她说胖人共鸣好，音量大。从上中学开始，她就崇拜站在舞台上的歌剧演员。自己在台下真就下了番苦功，《卡门》全剧从头到尾都能唱下来。《茶花女》等剧都喜欢得一塌糊涂。她被歌剧的辉煌灿烂迷住了。如今还是向往能演一个角色，那就是“《卡门》舞台上披头散发、破衣烂衫的吉普赛老娘儿”。她说因为她们发出了特别美的和声。为了这个情结，张越上大学时竟“厚颜无耻”地跑到声乐系想修第二学位，唱了两句之后，教授就告诉她可以回去了。
尽管张越极尽能事渲染她的厨师梦、歌剧梦，但她最想实现的还是作家梦。这是她作为事业而虔诚追寻的，所以不敢轻言。现如今主持人出自传都成了一种“秀”，写了很多隽永的小篇章的张越却不敢下笔了，因为这个梦产生得太久，维系得太神圣。
当然，张越还想嫁人。张越说：“我的情爱方式只凭个人感觉。我交男朋友，根本不关心他的理想是什么，我觉得共同的理想可能成就一番事业，却不能成就刻骨铭心的爱情。甚而言之，我认为一男一女能凭个人感觉走到一起，这已经是‘理想’本身了。”
前3个愿望张越实现得差不多了，惟有嫁人之事还没有影儿。张越说：“这是急不得的！”
出书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
主持人出书眼下已成为一种时尚。倪萍的《日子》、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崔永元的《不过如此》……据媒体报道，连续做火了名主持出书的华艺出版社把目标锁定了张越，一直向张越约书稿，但张越目前还没有同意。
有记者问张越有没有心动出书呢？张越爽快地回答：“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再说出书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
对于同事们写的书，张越喜欢哪本呢？张越说：“如果是和其他类型的作品相比，我本身就不喜欢人物传记；如果说只是局限于书，这些书倒是各有各的风采，各有各的特色，都是他们自己的性格和工作特点的反映。”提到崔永元的《不过如此》，张越像是背课文一样边想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不过如此》是个人化的选材，加个人化的语言，一定程度上的真诚与实话构成的一本不难看的、有趣的书。”
张越的9个“不喜欢”
从不怕别人说自己胖的张越，日前在央视网络与众多关心自己的网虫闲聊时，直言自己有许多个“不喜欢”，话里话外倒是颇能映照出张越的率真性情。
——不喜欢做别人：在几乎清一色帅哥靓女组成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阵营中，张越这个形象可以说绝无仅有。尤其令人刮目的是，她自己胖，却又不怕胖，还声称坚决不减肥，的确够另类的。不过，面对“你觉得你是一个另类的主持人吗？”的问题，张越有些不以为然，她说：“每个人都跟别人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都是另类。只不过，很多人害怕成为另类，从而拚命趋同；另一些人不怕，只做自己。”一位网友给张越出了一道难题：“如果有一天领导非要你减肥，而且留长头发，这是命令，你会怎么办？”
学贵有疑的议论文
“学贵有疑”，古人多有论述，但为什么要有疑，怎样从无疑到有疑，却没有详尽的论述。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局限：经验感悟，微言大义，但缺乏详尽的推理和论证，更缺乏实证和操作途径的探索。 疑，即问题，困惑。而“问题”一词，“能指”十分丰富：有缺陷、毛病、弊端，可以说有“问题”；有困惑、不解，可以说有“问题”；有麻烦、危险，亦可以说有“问题”。疑，应理解为认知的冲突，就是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与新的信息、观念、刺激相互矛盾，因而引发冲突的心智状态。 有疑，而经过认知冲突的解决，使得认知结构更加高级和完善，世界随之扩大，内心更有包容性，这就是心智的开启、去蔽，智能的提升。 譬如说，对于“交通工具”人们一般按用途将其分为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水上运输和航空运输的工具，如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有人会问：马和骆驼是不是交通工具？它们应该属于哪类？这就是真实的问题，它能够引发认知冲突，并对以上分类提出挑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要么对以上“交通工具”进行界定，将马和骆驼排除在外�要么重新分类，将马和骆驼包括在内。 “学”之所以要有疑，就是因为如果只简单地接受现成结论，学习者头脑中可能充塞了许多“认知的堆积”，而没有获得思考策略与思考习惯的发展�那些结论性的东西不过是皮毛的、呆滞的、惰性十足的，而不能转化为个体的智慧。 从生疑到析疑，最终到释疑，这就是认知加工的过程，也就是知识建构的过程。 有效教学极其重要的特征就是将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作为教学的目标去追求。如小学数学《时分秒》、《年月日》的学习，重要的不是让学生掌握一小时有多少分，一分有多少秒，一年有多少天，大月小月是如何分布的，重要的是培养学生从生活中发现并提出问题的能力：比如为什么一天是24小时而不是10小时或20小时？为什么有“北京时间”而没听说过“上海时间”？为什么有“上午时”和“下午时”？一天24小时，可钟表上为什么只有12小时等。这些问题不见得一定要回答。让学生带着问题成长，培养学生什么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十分重要。不惟书，不惟上，不轻信，不盲从的理性精神需要在日常的教学中来培养。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问“问题”，许多老师有一个潜意识的错误观念，即：不懂才会问。在课堂上经常听到老师对学生说：“谁还有不懂的地方？可以举手提问。”而刚才我都讲得清清楚楚，你为什么还不明白？不明白就是你没有认真听讲……如此一来，还有谁敢提问？ 其实，教师应鼓励学生提问。学生只有敢于提问，并善于思考，他们才能成长为有头脑、有智慧、内心丰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