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社的发展
193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曾经风光无限的恒社江河日下无力回天了。诚如国民党某情报员在其秘密报告中所言:“虽然今日其所表于外者,固有慷慨好义之行、济贫扶弱之为,但今日上海之黑暗罪恶如今者,实为彼等一手所造成。社会不察,扬其微德,而没其重咎;天下之昧于理者,莫甚于斯矣”。平心而论,此时恒社在发展道路上并没有什么重要失策,相反,它更加积极地逢迎国民党当局和法租界当局,广泛结交各界人士,大力支持公益事业,希求较好的社会形象。在经营方式上,以杜月笙为代表的一些上层人物甚至逐渐放弃了烟、赌等传统“家业”,转而致力于工商金融等近代经济。但是恒社的衰落,实在是时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挽回。说到底,这是因为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恒社原有的生存土壤逐渐丧失,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所不能容忍的赘瘤,最终只能为近代化的浪潮所湮灭。从这个反面角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近代化对恒社昙花一现的影响。
恒社的兴衰
恒社作为一个上流人物的组织,其成员的大门并不向杜月笙所有弟子开放,仅限于有社会地位的人。帮会活动的公开化和入帮仪式的简化,使得帮会和社会间开始互相认同。作为一种反社会力量的帮会,开始承认社会的基本秩序,不再以反对社会、推翻政府为目的。在1933年2月至1937年5月四年间,会员增加了四倍多,由130人到564人。在已有较详细名单的402人中,多数为商人和实业家,占54%;其次是政客和政府官员,占24%;再次就是自由职业者(律师、记者、医生、教师等等),占13%;数量最少的是工会(国民党控制的邮电工会)领导人,占6%;还有军官,占3%。恒社重要人物陆京士在恒社3周年纪念会议的演讲中,强调了恒社作为杜月笙私人组织的性质,他说,恒社只有一个领导人、一个中心,那就是杜月笙,所有恒社成员必须为杜先生效犬马之劳。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杜月笙的恒社,因为它和上海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客、政府官员的联系,成了上海青帮中最有势力的私人组织。 上海沦陷后 ,拒绝与日军合作,逃到香港。1939年底由港到渝,协助戴笠收罗流亡到后方的各色帮会分子,建立人民动员委员会。随后在重庆建恒社总社,在西南各省发展组织 ;开设中华实业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企业。同时还创办了重庆医院,专为抗战前线受伤的士兵提供的具有先进医疗水平的医院。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恒社于1945年9月初迁回上海、收割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所以,他当选后马上辞职。1948年,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经过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势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