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社的发展
193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曾经风光无限的恒社江河日下无力回天了。诚如国民党某情报员在其秘密报告中所言：“虽然今日其所表于外者，固有慷慨好义之行、济贫扶弱之为，但今日上海之黑暗罪恶如今者，实为彼等一手所造成。社会不察，扬其微德，而没其重咎；天下之昧于理者，莫甚于斯矣”。平心而论，此时恒社在发展道路上并没有什么重要失策，相反，它更加积极地逢迎国民党当局和法租界当局，广泛结交各界人士，大力支持公益事业，希求较好的社会形象。在经营方式上，以杜月笙为代表的一些上层人物甚至逐渐放弃了烟、赌等传统“家业”，转而致力于工商金融等近代经济。但是恒社的衰落，实在是时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挽回。说到底，这是因为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恒社原有的生存土壤逐渐丧失，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所不能容忍的赘瘤，最终只能为近代化的浪潮所湮灭。从这个反面角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近代化对恒社昙花一现的影响。
恒社的兴衰
恒社作为一个上流人物的组织，其成员的大门并不向杜月笙所有弟子开放，仅限于有社会地位的人。帮会活动的公开化和入帮仪式的简化，使得帮会和社会间开始互相认同。作为一种反社会力量的帮会，开始承认社会的基本秩序，不再以反对社会、推翻政府为目的。在1933年2月至1937年5月四年间，会员增加了四倍多，由130人到564人。在已有较详细名单的402人中，多数为商人和实业家，占54%；其次是政客和政府官员，占24%；再次就是自由职业者（律师、记者、医生、教师等等），占13%；数量最少的是工会（国民党控制的邮电工会）领导人，占6%；还有军官，占3%。恒社重要人物陆京士在恒社3周年纪念会议的演讲中，强调了恒社作为杜月笙私人组织的性质，他说，恒社只有一个领导人、一个中心，那就是杜月笙，所有恒社成员必须为杜先生效犬马之劳。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杜月笙的恒社，因为它和上海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客、政府官员的联系，成了上海青帮中最有势力的私人组织。 上海沦陷后 ，拒绝与日军合作，逃到香港。1939年底由港到渝，协助戴笠收罗流亡到后方的各色帮会分子，建立人民动员委员会。随后在重庆建恒社总社，在西南各省发展组织 ；开设中华实业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企业。同时还创办了重庆医院，专为抗战前线受伤的士兵提供的具有先进医疗水平的医院。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恒社于1945年9月初迁回上海、收割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所以，他当选后马上辞职。1948年，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经过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势已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