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的写作背景
初中时读朱自清的《背影》，只看到满满的父爱，作者用简洁朴实的语言刻画老父亲买橘子的一举一动，表达了父亲对儿子的体贴和爱，感情真挚，以至于之后的很多年，我都觉得这是写父子情深最好的一篇文章。直到后来无意中得知朱自清的父亲的所作所为，才对其中所描写的父爱大打折扣，也才意识到也许我们读文章只是想往自己喜好的方向解读，作者在文中抒发的感情也许只是当时短暂的情绪，甚至写的场景是自己希望的、美化过的场景。
《背影》是一篇回忆性散文，其中的背景被作者寥寥数笔带过：“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而事情的真相是，朱自清的父亲在任官职期间偷纳了一房小妾，被老家的姨太太知道后一哭二闹三上吊闹得沸沸扬扬，被媒体作为头版头条系列报道，当官的出了此时，影响极其恶劣，恰在当时又被查出挪用公款，就被革职查办了。而朱自清的祖母也正因这事被活活气死。文中作者的父亲安慰他：“事已至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当时读的时候还为这个父亲谋生艰难感到心酸，又觉得其豁达，哪知他说的无绝人之路便是变卖家产、举债。
之后已经结婚的朱自清为养家糊口，提前毕业找了一份教职，每月一半工资寄给父亲，一半工资养自己的小家。但他的父亲犹不知足，借用和校长的私人关系，把他的工资全部拿走，朱自清十分愤怒，父子关系失和。又得知父亲经常为难自己的妻子，嫌弃她老爱笑坏了家运，致其郁郁寡欢，终于朱自清下定决心带着妻儿离开杭州，离开父亲。父亲也与其决裂，以致后来朱自清携妻儿去看望他，都被赶了出去。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背影》写作之前。
了解这些之后，很难相信《背影》中父爱如山的画面，天底下比这个父亲好的多了去了。文中作者回忆中的父亲，不知是否带了作者的主观臆想和真挚感情，才会把父亲的形象刻画的如此深入人心。再回头看这篇文章，看到的不是父爱，而是儿子对父亲的期待和爱意，所以在回忆中才能把父亲写的如此美好。
《背影》的写作背景是什么?
《背影》的写作背景如下：在朱自清写《背影》的前几年，朱自清和父亲的关系是非常矛盾甚至敌对的。朱自清22岁北大毕业回母校扬州八中执教时，与父亲发生了一次激烈的矛盾冲突。曾任徐州烟卖局局长的父亲朱鸿钧在48岁时失业，赋闲在家。他认为老子领取儿子的薪水实属天经地义，于是凭着与扬州八中校长的私交，未与儿子商量下，径直取走了儿子朱自清当月的工资。父亲此举，让受新思想熏陶的儿子朱自清十分不满，于是愤而离职。后来，朱自清还把妻儿接到杭州安家。父亲朱鸿钧显然对儿子的这份安排相当生气。父子之间为此中断交流，在这个时期父子关系降到了冰点。直到1925年，朱自清转到北大执教后，意外收到父亲给他写的信，说“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这种话，其实意味着父亲在服软了，朱自清才想起八年前家道中落，父亲送他上学，给他买橘子的种种，才有了这篇《背影》。作者简介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江苏扬州人。“文学研究会”的早期成员，现代著名的散文家、学者。原任清华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转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在抗日民主运动的影响下，政治态度明显倾向进步。
朱自清为何要写《背影》？
因为朱自清的父亲封建做派，导致父子失和。1917年，父亲朱鸿钧失业，过惯了大手大脚生活的他，很快遇上了“经济危机”。1920年，从北大提前毕业的朱自清前往扬州八中教书，然而身为封建式家长的朱鸿钧，却凭借着自己与扬州八中校长的私交，未打招呼就直接取走了朱自清当月的薪水。这一做法与朱自清个性自由解放思想的要求产生冲突，他觉得父亲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平等的人。再加之父亲的妾侍又从中挑拨，使得矛盾愈演愈烈。一怒之下的朱自清愤然离开扬州，到外地宁波、温州等地执教。1921年冬天朱自清接出妻儿，在杭州组织了小家庭。这又使朱鸿钧感到好不容易养大的儿子结婚也不告诉他，十分气愤，父子从此失和。父子和好资料记载，1928年，在扬州东关街仁丰里一所简陋的屋子，朱自清的三弟朱自华接到了开明书店寄赠的《背影》散文集，忙奔上二楼父亲卧室，送给父亲朱鸿钧先睹为快。此时的父亲朱鸿钧已行动不便，就挪到窗前，依靠在小椅上，戴上了老花眼镜，一字一句诵读着儿子朱自清的文章《背影》。诵读时，父亲朱鸿钧的两眼老泪纵横，手不住地颤抖，但读完后，昏黄的眼珠却放射出光彩。他明白了儿子读懂了自己过去的关心，也明白自己错怪了儿子，他谅解了儿子。
朱自清的《背影》是哪一年写的？
文章写的是1917年作者在北大读书时经历的事，是在25年写的。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状况是：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势力明争暗斗，知识分子朝不保夕，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作者当时虽未站到革命立场，投入反帝反封的斗争中，但做为一名正直、善良、敦厚的知识分子，必然要感到社会的压抑，产生一种落寞凄凉的情绪。不是吗，作者的家庭，因着社会的黑暗而日趋窘迫，“光景很是惨淡”“一日不如一日”。作者的父亲，先是“赋闲”，后为了找差事而“东奔西走”，乃至老境“颓唐”。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奔波劳碌，前途渺茫，谋事艰难，境遇凄惨的现实。在他们心头笼罩一层不散的愁云，如同文章所表现的灰暗的基调。在这一背景上，作者写出的真挚、深沉，感人至深的父子之爱，不仅是符合我们民族伦理道德的一种传统的纯真而高尚的感情，而且父子互相体贴，特别是父亲在融汇了辛酸与悲凉情绪的父子之爱中，含有在厄运面前的挣扎和对人情淡薄的旧世道的抗争。虽然这只是怨而不怒式的反抗，但也会引起人们的同情、叹惋乃至强烈的共鸣。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