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简介，张献忠怎么死的？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曾建立大西政权。与李自成齐名。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年号大顺。1646年，清军南下，张献忠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而死。其人多有奇闻异事流传，如入川屠蜀、江中沉宝等等。对此史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 早年经历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9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古称柳树涧堡），张献忠少时曾读过书，成人后参军，曾当过延安府捕快，因事革职，便至延绥镇从军。因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观其状貌奇异，为之求情于总兵官王威，重打一百军棍除名，从此便流落乡间。 高举义旗 天启末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陕北又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禾苗枯焦，饿殍遍野。由于海外贸易的 *** ，明朝富庶的南方大片的田亩被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粮食产量随之下降，北方大旱 张献忠画像则导致粮食更为匮乏，粮价开始节节攀升，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朝中央财政却因为灾荒之年税收相应减少，随着财政的进一步拮据，赈济成为空谈，而没有了赈济，农民无法生活下去，最终只有铤而走险，起来造反。陕北地区首先爆发了农民暴动，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最初，有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暴动，他们占领了黄龙山。接着宜川王左挂、安寨高迎祥、洛川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王大梁等纷起响应，斗争烈火燃遍了陕西全境。不久，李自成在米脂起义后参加了高迎祥的暴民队伍。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也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暴动。他自号八大王。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G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这一队伍初属王嘉胤自用，后自成一军。因他小时读过一点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指挥才能，他的部众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从此，张献忠随着流民队伍，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屡立战功。他的队伍也由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成为最强大的一支部队。在与官军的作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崇祯六年（1633年）冬，义军大部分渡过黄河南下，张献忠所部是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家之一。 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入川，攻陷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围太平，重庆女总兵秦良玉提兵赶至，献忠慑于秦良玉及其手下"白杆兵"威名，苍惶逃走，秦良玉率军追击，与正好回川的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打败张献忠，使之退走湖广。 崇祯八年（1635年），各路义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为了冲出包围圈，十三家义军首领，在河南荥阳举行了军事会议。商讨结果，决定分兵出击，打破官军的围剿计划。会后，张献忠和李自成在闯王高迎祥的率领下，向东挺进。这支东路军的主力就是张献忠的部队。他的部队作战勇猛，连破河南的固始和安徽的霍丘等州县，直指明朝的中都凤阳。 作为东路军先锋的张献忠部队，在大雾弥漫的清晨包围了凤阳城。不到半天工夫，就全歼了守卫凤阳的两万官军，击毙守将朱国正等人，俘获了凤阳知府颜容暄，并当着百姓的面，历数他的罪行后，处以死刑。张献忠把胜利品和府库里的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又叫农民和四乡百姓，砍光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还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然后掘了皇帝的祖坟，同时将凤阳富户杀的一干二净。 这件事对朝廷震动很大，崇祯帝得知消息后，立即穿上丧服，跑到太庙，跪在祖宗的牌位之下放声大哭;并下令朝廷官员素衣素食办理公务，表示哀悼。崇祯帝撤了兵部尚书的职，砍了凤阳巡抚和巡按御史的头，又把早已革职闲住的五省督师拉出来定了死罪。尽管如此严厉，官军仍然挡不住张献忠部队的蝗虫式的扫荡。 张献忠攻下凤阳后，又挥师南下，接连攻克庐州（今安徽合肥）、安庆、和州、滁州，一直沿长江打到江苏的仪征，一路所向披靡。后来又回师向西，经英山、霍山，同马守应部会师于湖北麻城。接着，从湖北进入河南，又进入陕西，由商洛打回关中。张献忠转战千里，忽东忽西，选择官军的薄弱环节，打破了官军企图在中原围歼义军的战略计划。张献忠回到关中后，与高迎祥在凤翔会合。又在陕西与明朝兵部尚书洪承畴统率的官军进行了几次战斗，洪承畴手下的大将，如艾万年、曹文诏等人都被义军斩杀，官军损失惨重。义军遂转而直插河南。 暂受招抚 崇祯九年（1636年）初，流民军已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在河南会合时，常连营百里，而当时张献忠的部队就有十万人以上。九月，闯王高迎祥遇伏被俘，被朱明王朝凌迟处死。李自成等大部转战于潼关以西地区，张献忠所部遂成为潼关以东地区官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张献忠所部转战于鄂、豫、皖时，多次打败官军。入河南袭破许州，杀左良玉兄，获物资巨万。三月，在安庆家店的战斗中又击毙明将潘可大等人。但是，由于流民军各部缺乏统一部署和协同行动，每部各自为战，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各路流民军均连遭挫折。特别是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策划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李自成在陕西遭到几次失败，刘国能等也在河南归顺朝廷，都给张献忠的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张献忠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军击败，本人也受了伤，幸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遂带部队退居谷城（今属湖北）。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受招抚后，张献忠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不接受官衔，保持了独立性。他把四万人的部队分布在总部谷城的四郊，分四营，各设一员大将率领。在休整期间，集草屯粮，打造军器，招兵买马，训练士卒。张献忠还经常请人给他讲《孙子兵法》，并结合战例，总结经验和教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东山再起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义军很快打垮守备谷城官军，杀了县令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城垣，劫库纵囚。明监军道张大经和马廷宝、徐起祚被迫投降。张献忠离开谷城时，把官府上下大小官员向他索贿的名单、数字和时间，都详细地写在城内外的墙壁上，使百姓看清了明朝政治的腐朽。 张献忠再起时，罗汝才、马守应部也起而响应，并到谷城与张献忠会合。隐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农民起义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 熊文灿得知义军再起的消息，立即调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剿。张献忠将大军埋伏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张网布阵，并派出一支队伍佯攻败退，引诱官军入山，伏兵围攻，官军一万多人全部溃散，罗岱被活捉，左良玉丢盔弃甲，伏鞍而逃，连军符印信也丢失了。崇祯帝一怒之下，撤了熊文灿的职，并予逮杀;左良玉降三级，带罪随军立功。接着，改派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再次展开对农民军的大规模围剿。 杨嗣昌一到襄阳，就抛出他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会师十万，并檄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冲要，主要任务是全力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起初，张献忠不了解情况，接连失利，非常被动。后来通过情报摸清了官军底细，张献忠说服罗汝才，两军联合，加强了义军的力量。义军以走制敌、避实击虚、出没无常的战术对付官军。同时，张献忠加强了情报工作，派出很多机灵的军士扮成商人小贩，四处探听消息。老百姓也常把官军的动向告诉义军，还常给张献忠的队伍做向导。因此，能及时掌握敌情，迅速采取军事行动，打得官军措手不及。然后迅速转移，使官军摸不清义军的去向，难以追击。官军的主力部队不是扑空，就是遭到埋伏而损兵折将。但是，义军被困在官军的包围圈里非常不利，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为此，张献忠认为必须彻底粉碎官军的围剿计划，跳出圈外去作战，才能更有力地打击官军。 入川作战 崇祯十三年（1640年）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率部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在太平县的玛瑙山又受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伤亡惨重。接着又受到湖广军、四川军和陕西军的追击堵截，义军连受重创，退居兴安归州山中，又被左良玉等军围住，义军陷于困境。为此，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说：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左良玉斗志松懈，张献忠乘机收聚散亡，在山民的帮助下，走出兴安，与罗汝才等部会合。张献忠又利用四川巡抚邵捷春和杨嗣昌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猛攻邵捷春防守的新宁（今四川开江）。邵捷春根本没有想到义军如此神速，官军一触即溃。义军突破新宁防线后，顺利地进入了四川。义军的入川，打破了杨嗣昌的围剿计划，并在军事上也从防御转入了进攻。杨嗣昌刚愎自用，满以为官军已把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包围在鄂、川、陕三省交界地区，胜利在握了。但实际上是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张献忠尽量避免与官军打阵地战，而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快速流动，常常把官军搞得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疲于奔命。 崇祯十三年十二月，杨嗣昌眼看无法消灭义军，就采用招抚办法，妄图分化瓦解。杨嗣昌宣布赦免罗汝才罪，归降者授以官职，唯不赦张献忠，有能擒获张献忠者赏万金，封侯爵。但第二天杨嗣昌驻地的墙壁上就出现有能斩督师来献者，赏银三钱的布告。义军针锋相对的回击，使得杨嗣昌非常沮丧，并怀疑左右都通义军。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张献忠已在四川转战了近半年。这时，义军在开县黄陵城被官军左良玉部追及，左部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开力立即出战，义军以逸待劳，张献忠抽出一支精兵绕到官军后方出击。左良玉逃走，刘士杰、郭开力被击毙，官军将士死伤过半，义军获得全胜。
作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张献忠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张献忠（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字秉忠，号敬轩，外号黄虎，陕西延安府庆阳卫定边县（今陕西定边县）人。明朝末年农民军领袖，与李自成齐名，大西政权的建立者。
出身贫苦家庭，从小聪明倔强。跟父做小生意，贩卖红枣。初为捕快，进入延绥镇成为边兵。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为此几乎丧命。[1]崇祯年间，组织农民军起义，克凤阳、焚皇陵、破开县、陷襄阳，胜战连连。崇祯十六年，攻克武昌，自称大西王。带兵攻入四川，建立大西政权于成都，年号大顺。
大顺三年（1647年1月2日），引兵拒战对抗清军，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和硕肃亲王豪格射死
张献忠为啥要剿四川人
第一种说法：鲁迅曾在《记谈话》一文中说："先前我看见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后来看到另一本书，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张献忠小时曾经跟随父亲赶着一头驴，到四川内江贩卖大枣。来到集市上，便顺手将驴系在一个大户人家门前的石牌坊上。待卖完枣回来牵驴时，却发现乡绅的家奴正在用鞭子抽打他家的驴。张父走上前去制止，见到自家的驴把乡绅家的石牌坊拉了屎尿，弄得很脏，便赶紧赔不是。但该家奴就是不依不饶，在此家奴的逼迫下，张父只得忍气吞声地把驴粪和驴尿收拾干净。这一侮辱性事件，自始至终被张献忠看在眼里，深深地刻进他幼小的心灵。于是他临走时，发誓说：我复来时，尽杀尔等，方泄我恨！还有一个非常民间的版本：一次，张献忠的部队驻守在湖北与四川交界处，有一天张献忠走出军营在山脊上大便。排完大便后，张献忠顺手就在四川境内扯了一把草，来擦屁股。没想到他抓的是一簇荨麻（又称蠚麻），顿时痛得他直叫。于是他伸手到湖北境内又扯了一把草来擦屁股。这一回，湖北的草柔软而轻松。于是乎，从此张献忠就同四川人结下了冤仇：川人之凶，连草都如此，我就从这里杀起。所以，当张献忠占领四川后，就来了一个屠蜀。
张献忠为什么要杀四川人？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张献忠在成为义军首领之前，竟然有过一段时间的军营生涯。他出生在边塞延安，家里又世代从军，使得他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棍，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在当地乡间十分有名。他长的又高又壮，因面部较常人稍黄，所以被人们称为黄虎。他当年在军营的时候，因为不喜约束而违犯了军律，本来要被处死，但当时有一个叫做陈洪范的军官救了他一命，因此他被打了一顿，然后从军营中驱逐了出来，当即他就转头进了贼窝。因为他能征善战，很快就从初始时候的伍长，提拔成为义军的一员大将，并自称 "西营八大王"。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他带着自己的一干部下，整整流窜了十四年，包括北方的陕西、山西，以及中原的河南，甚至到南方的安徽，一路来到了四川境内。事实上在湖南和江西期间，他还打了几次漂亮仗，但他考虑到李自成就在河南，势力却远远超过自己，为了将来能够有一个更大的空间，他选择来到四川发展。这次他的运气十分之好，因为此前四川已经有过本土的义军折腾，使得本地的明军已经消耗殆尽，他很轻松地就占领了四川这个地方。 在拿下重庆，杀掉守城的将军陈士奇以后，他就把投降的明军俘虏尽数砍掉一支胳膊然后放出城去，使得整个四川都对他十分惊惧。这时，他的目光就瞄准了成都，仅用四天时间就打下了这座城池，原本他计划屠城，后来在他的义子孙可望的劝说下取消了这个念头。在占据四川的大片领土之后，他开始建立自己的大西政权，并公然称帝。此后他还想要夺取汉中这个战略要地，但是这时候的李自成已经兵败撤回了西安。这两支冤家路窄的义军，都想着占据对方的地盘，两军就捉对厮杀了起来。在南方没有对手的张献忠，这次败在了李自成的手下。 然而这时候的李自成却没有能力进驻四川，因为清军已经入关，鳌拜等清军主力正在寻找李自成的军队决战，因此他只能仓皇逃跑，一路南奔到了湖南境内。这个时候出现在张献忠面前的，就是大清的虎狼之师。但是这时候的张献忠已经没有精力去想着如何抵抗清军，因为靠着义军建立起来的大西政权，这时却被乱民纠缠的无法动弹。 原来，他在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之后，根本不懂得如何治国理政。他手下有着多达几十万的义军，这些人马都要吃喝拉撒，都需要大量的粮草高度与军费开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派部队上街去抢粮食，他的部下为了完成他下达的抢粮任务，不光是抢大户，甚至连手里捧着一把米的老百姓，都要杀了把米抢过来。这下逼的老百姓没有活路，不是逃到深山，就是聚众造反，他政权下的地方官吏被乱民杀掉了不少。然而他却过度迷信武力，想用自己的军队来镇压农民，却根本起不到任何效果。 这个时候坏消息却一个接着一个，比如南明小朝廷也开始打四川的主意，他占据的重庆也被明将重新夺回，尽管他想要带兵夺回，却又遭遇了一场大败。对于他治下的这个庞大帝国，张献忠开始产生了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在认为自己终究没有出路的时候，他就开始了疯狂的杀戮，反正也不懂治理，也不能平乱，那索性一股脑杀光最管用。他把屠刀对准了那些有文化的秀才以及可能会起兵的武生。为此他专门组织了一次境内的大规模考试，并将那些被迫前来应考的文人和武举们尽数杀死。 让他失望的是，尽管他杀死了这么多的人，但反对他的人却越来越多了。他认为自己杀的还是太少了，因此就和自己的丞相合计，要把城内的居民尽数杀光，免得清军或者南明军队攻打过来的时候，这些人当了叛徒、做了内应。而就在他准备挥起屠刀的时候，清军已经从北面攻了进来，南明政权也从东边和南边不断进逼，走投无路的张献忠开始变得丧心病狂，他发出了屠城的命令，整个成都城内被杀死的人不计其数。然而尽管都做到这个份上了，他治内的叛乱仍然难以平息。 这个时候他居然认为四川境内的人都要杀掉，这道赅人听闻的屠杀令下达后，他的军队把所有遇到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尽数杀光，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难题，没有人种田他了没有了粮食的来源。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无法收手，他开始对自己人下手，想要杀自己的军队以节约粮食。杀到最后的时候他手下的文武百官由一开始的一千余人，最后只有二十多个，军队也只剩下了三成。但这个时候的他甚至还幻想着回到陕西去重振旗鼓，然而清军已攻了过来，再不给他机会，他也在战乱中被杀死了。 张献忠在四川杀人，可以分为杀和平居民、杀读书人、杀川兵三种情况： 一是攻城之后的屠杀。 张献忠是明末两大流寇之一，破城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屠杀 即所谓“除城尽剿”。 据明人记载，张献忠在攻克重庆、成都以后都对当地官民进行了不分对象的屠杀。比如《罪惟录》中记载，攻破重庆后，“城破，端王阖宫被难。旧抚臣陈士奇死之。屠重庆，——取丁壮万余，刳耳鼻，断一手”。当初，从汉中跟随端王逃亡重庆的士大夫纷纷遇难，《怀陵流寇始终录》中记载，“端王出汉中时，士大夫多携家以从，故衣冠死者甚重”。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不无心悸地写到，“流血有声”。 在攻破成都后，《罪惟录》记载，“蜀王阖宫被难，巡抚龙文光暨道府各官，皆死之。檄诸绅于成都，皆见杀。”《蜀记》中说，“贼大众驰聚而入，不分老幼良贱，皆杀之。三日后，方招安。” 近来在四川彭山江口出水的蜀王之宝，发现被人为切割成十几块。此外，另外两块金宝上，有“定、荣”字样，初步判定是属于定王、荣王金宝的残存部分。这些金宝上，许多都有被斩、砍的痕迹。 蜀王金宝来自蜀藩王府，是明代亲王在藩地发布政令及与中央书信往来的信鉴，每个藩王府唯一的一枚金宝，在分封时就代代传袭。 被淹没几百年再度出水后，上面清晰可见的刀痕，让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张献忠破成都后，烈焰蔽日生灵涂炭、民众无一幸免的悲惨景象。 一些小城也惨遭张献忠军队屠城的命运，比如“顺治二年，文秀屠广元”，张献忠令保宁贼将刘进孝复屠保宁，绵州等州县皆屠。十一月，张能奇复屠保宁。 此外，还有为了镇压抵抗，不加区别地大规模屠杀，所谓“搜各州县山野，不论男女老幼，逢人则杀。” 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记载不绝于史书。 二是大规模屠杀读书人。 因为发现有读书人勾结李自成，张献忠进而对四川读书人产生病态怀疑，决定予以大规模屠杀。 《鹿樵记闻》中记载，“廉得诸生有通表于闯者，由是发怒，命州县教官率生监来省考试。聚之大慈寺，照牌点名，驱至西城外青羊宫坑之。共一万八千人，所弃笔砚如丘冢。” “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 杀读书人，是历来最下作的手段，也是张献忠最被证明为胸无大志，嗜杀的流寇有力证明。 三是形势不利时候杀人：尽杀川兵。 1645年，南明以王应熊为督师，经营川湖云贵四省，以樊一衡总督川陕军务，“合计诸要隘兵马，不下二十余万”，张献忠发现形势恶劣之后，想到的不是团结人心，施以仁政，反而产生了“蜀人负朕，恨入骨髓”的病态思维。 在这种心态的指引下，张献忠把军中的四川人都看作是“剽悍亡命，叵测不轨之徒”，于是决定把军队中的三种人全部加以屠杀，从而达到他自认为纯洁队伍的目的。 其一系四川人，在川应募者，有系川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其二系他省人而在川中随营者。其三系明朝官兵来者，有系阵前俘获者，又有系火并响马收入者。 全部只有一个结局：俱当尽诛。 结果在军中屠杀“男妇大小不下二十万有奇”，占军队总额的半数。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纯粹根据地域标签乱杀一气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张献忠并不是什么可歌可泣的农名起义领袖，实际上只是一个心理病态，精神偏执的杀人魔头而已。 在大规模的屠杀下，张献忠不仅失去了人心，也放光了自身的血液，比如，他在离开成都时，还有700人的军政官员，到亡命时，身边居然只剩下25名官员。 此外，他离开成都前，下令“各将士自杀其新收妇人”，到顺庆时，“尽杀川兵”。 可惜的是，几百年后，这样的杀人魔鬼居然被作为正面形象存在于教科书、以及文学作品中，还有很多所谓专家为其辩解，洗白，实在是可悲可叹可恨。 没有完全的证据证明张献忠即大西军是否杀尽古四川人。目前流传下来的张献忠屠川的史料主要是清朝官修史书、民间野史及西方传教士记述。 流传下来的史料，都把明末四川人口锐减的责任，无一例外的算在了张献忠头上。如果史料是客观的，那么张献忠肯定难辞其咎。问题是，按照史料提供的描述，完全有悖于常识，有悖于一般的逻辑情况。 比如，清朝所修的《明史》以及较早的《后鉴录》前后描述张献忠屠川人数共计超过六万万之众，即超过6亿人，试问，四川现今人口含重庆也不过一亿左右，明末川省如何会有6亿多人？退一步说，如果史料记述是笔误，那么问题又来了，清朝官方对于史书又是如何校验的？态度仅仅是这个样子？所以，明显经不起推敲。 而西方传教士记述的张献忠屠川情况，因为外国人记述的，貌似看上去更公正一点。传教士所写的关于张献忠屠川的情况都是传教士亲眼所见，当时该传教士被封为张献忠国师。然而，传教士有关张献忠屠川的几百万人口，这个数据单单仅凭眼睛根本看不过来的，必定是引用的数据。而如果引用数据的话，与亲眼相见又相矛盾了。而且，引用的数据是哪里来的，真实性几何，这个又另当别论了，而且古代交通不便，又没有现代化科技，这个数据是如何靠他们两个传教人士可以统计出来？此外，传教士即便被封为国师，但是作为外国人，且在古代中国中华居上的思想下，传教士是不可能深入接触到大西国核心信息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因此，史书上，无论是清修史书，还是野史，还是传教士记述，其来源其实都是一样的。要么是来源于传言，要么是经过大清朝廷修饰过的统一信息，而这些，都不能完全称之为客观。而民间口口相传留下来的传说，则更好理解了，书上怎么写，当然就怎么传了。更何况，大清国祚200多年，舆论方向是可以掌握的。 事实上，张献忠除了流窜路过以外，从始至终根本就没有完全占领四川全境，占有地方仅仅局限在川西和川东北一带，川东川南直到清军据川前都在南明控制中。这种情况，张献忠怎样尽数屠川？而且，张献忠是在成都以南仅几十公里的彭山败给明朝将领杨展后，才逃出成都奔走西充被杀的，张献忠死后，四川还有大量的明军，且是拥有正常战力的明军。如果张献忠已经屠川殆尽，这些地方，这些人是怎样存在的，实在想不明白。 此外，张献忠死后十几年，清军才平定四川，十几年！不是十几天。这期间清军在和谁作战呢，为什么还要战乱到十几年？而且，张献忠死后，其麾下将领李定国成为了南明后期的最主要大将，成为南明最后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如果张献忠已经屠川，这支大军在没有给养的情况下，如何能撑到永历时代，且最终为南明奉献得那么忠烈？ 张献忠肯定杀过人，也可能非常残暴，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就断言说其屠尽了四川人，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