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衡阳保卫战打了一个多月，外围的援军一个也没赶到？
衡阳城陷的责任不在于方先觉及其第10军将士，而在于外围的援军。5月29日，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驻守衡阳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命令他在衡阳固守10天到2周时间，吸引消耗日军兵力后，配合外围援军内外夹击，将日军主力消灭在衡阳附近。然而，在城内坚守了40余天的第10军官兵，却一直没有看到援军的踪影。对于近乎“伤亡殆尽”、“弹尽粮绝”的第10军，他们是多么希望援军的到来。据第9战区派出第10军的督战官兼炮兵指挥官蔡汝霖在他的回忆录《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中说：“在衡阳保卫战47天的最后两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外围的援军。”我们每夜均在中央银行防空洞上面听我援军的抢声。……援军的枪声好象故意和人开玩笑，忽近忽远，听得近了，大家都兴奋欲狂，一切似乎都很光明，枪声带给我们无限的快慰。但枪声远了，大家不觉又皱起眉头，内心里也不知是怨是恨，抑是希望，乃是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滋味。”援军总不见来，绝望之余的方先觉，给蒋介石、薛岳等分别发出告急电：“衡阳危在旦夕，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救兵如救火，无论如何请派一团兵力，冲进城来，我们自有办法。”然而，始终没有一个援军到达。所以，当方先觉最后选择了投降道路，对他的部下是这样说的：“好，就是这样干吧！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国家不要我们。” 其实，有些援军也已到达衡阳外围，但不愿意往死里打，打进城内，就等于跳进了火炕。战后日军战史也不失公正地写道：“敌人之援军（3个师）已于其间到达衡阳附近，但经我第40师团迎击后，已弃衡阳而掉头南下。”相反，由于援军不达，“更招致敌人对衡阳之全面日夜猛攻，其攻势之凶猛，如洪水之决堤。我守军堵得东来西又溃，最后竟至无人可堵，无弹可投；衡阳乃不得不陷。”长衡会战，敌我总兵力最多是一对一；而衡阳保卫战敌我兵力却是五对一当衡阳守军在城内浴血苦战时，外围援军救援不力，使方先觉极为不满。将军队视为保持和提升自己地位的本钱，在作战中保存实力，是国民党部队相当一部分将领身上存在的一个顽疾。这个顽疾在八年抗战中时有暴露，在衡阳外围的作战中更是暴露无遗。衡阳保卫战前，蒋介石曾对方先觉许诺说：“希弟安心死守，余必督促陆空军助弟完成空前大业。”217月12日，即日军发起第二次总攻后，蒋介石即致电第九战区，令第62军由衡阳西北郊猛攻敌背，第79军协同第62军向衡阳西北郊猛进，第63师由北向南攻击，以“速解衡阳之围”22。但各解围部队受命后，行动缓慢。第62军为保存实力，将主力集结于衡阳郊区谭子山附近，仅用两团兵力增援衡阳23。7月20日，这两团兵力曾攻入衡阳火车西站。如果他们不顾一切往前冲，完全可以冲破日军的包围，与城内守军会合。但也许是担心冲入城内后，与衡阳守军一样陷于日军的包围之中，这两个团滞留于衡阳火车西站，再也不往前进攻。到了7月23日，日军反击，威胁第62军军部及该军左侧后，该军军长黄涛生怕被日军包围，急令这两个团撤回。第一次解围战斗就这样功败垂成。7月25日，蒋介石再一次组织解围战斗。但第62军自衡阳西站撤出后，日军加强了阻击，再也无法重新接近西站。第79军进入西郊后，一直与日军在贾里渡、铜钱渡、鸡窝山一带形成对峙状态，不能前进。7月27日，蒋介石令第46军、第74军一部投入战斗。第74军第58师曾占领衡阳郊区的鸡窝山，“已经遥望衡阳，只要再前进一步，就可能与守军取得联络”24，但这时第74军副参谋长丘耀东竟无缘无故地下令他们后撤。至7月29日，“各路援军被击退”25，第二次解围战斗也遭失败。8月2日，蒋介石组织第三次解围战斗。但至8月7日，各部没有任何进展。当晚，解围部队发起所谓总攻击，但至五里牌附近即被日军击退。这样，一直到衡阳失守，援军都未能到达衡阳。
为什么衡阳保卫战的援军没能抵达?
是战略误判。衡阳保卫战发生于1944年6月23日~8月8日，以方先觉率第10军率部投降而告终。此役以中国抗日史中少有的敌我双方兵力悬殊、中国军队与日军正面交锋时间最长，日军伤亡最多，而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历史战斗在6月23日打响。战斗之激烈程度超过其他人想象。打到7月上旬，衡阳守军伤员已经超过3000人，弹药短缺不说，士兵每日只能以炒米就盐水充饥，营养严重缺乏。医疗用品也已告磬，只能用盐水擦洗，7月的酷暑天气下，很多伤员伤口开始生蛆。到7月16日，城内伤员已经达到了6000人，重伤员超过1300人。止血纱布已经没有了，方先觉说：”只能用士兵的绑腿洗净消毒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