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韪跟随刘焉在益州创业，之后为什么却反叛了刘璋的统治？
在汉末三国时期，益州，或者说成都平原这个地方，被刘焉、刘璋父子统治了一段时间，从中平五年到建安十九年（即公元188年到214年），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些人物对东汉整个的局势来说，造成的影响并不是太大，不过在刘焉、刘璋父子所统治的益州来说，还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比如说赵韪。赵韪相对于一些其他人物来说可能是有些默默无闻，在益州却干了不少大事，比如拆分巴郡，再比如起兵反叛刘璋的统治。下面小编就来聊一聊这个人物。跟随刘焉回益州创业赵韪是益州巴郡安汉人，在中平五年（即公元188年）的时候，他在朝中担任太仓令，隶属于大司农，主要负责地方郡国漕运粮食，是一个六百石的小官。而同年在东汉朝廷发生一件影响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废史立牧"。太常刘焉认为州刺史只有监察权没有行政权，无法应对突发的动乱的情况，要恢复设置州牧。一般认为这个举措为后来东汉军阀并立的局面提供了政治上的基础。刘焉本意是想去最为偏远的交州，不过侍中董扶劝说他，益州有天子气（按《后汉书·方士传》的记载，对应的是蜀汉政权），于是刘焉就改变主意，改请求为益州牧。值得一提的是董扶是广汉郡绵竹人，也是益州人。他以益州有天子气的理由劝说刘焉到益州当州牧，足见他的野心，打算在刘焉身上进行一个投资。后来他也回到益州，成为蜀郡属国都尉。只不过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辞官回家。《方士传》中记载是因为汉桓帝去世，天下大乱。小编个人认为可能是因为刘焉在掌握了"东州士"这样一股力量之后对益州本土大户的强硬态度。赵韪选择跟随刘焉回益州，大概也和董扶抱有同样的心理。太仓令这个官职满足不了赵韪，刘焉成为益州牧，在没有"东州士"的情况下，他很需要一些益州人士的支持。赵韪就是益州人，他符合刘焉的需求。所以赵韪也辞去太仓令的官职，跟随刘焉来到益州，成为刘焉的帐下司马，大概是为了应对各种起义军在州牧以下设置的官职。到了兴平元年（即公元194年），刘焉因为两个儿子刘范、刘诞参与到马腾、韩遂与李傕、郭汜之间的战争中而死，加上绵竹（益州治所）一把大火，直接病死了。这个时候赵韪和治中从事王商认为刘璋的性格温仁，比较好控制，于是推举刘璋为益州牧。由于这个情况，赵韪在刘璋心中的地位应该是很重要的。赵韪在刘璋治下的事迹赵韪在刘璋治下，主要有两个事迹。第一是准备进攻荆州刘表。刘表与刘焉就不怎么对付，当初刘焉制造各种乘舆车具的时候，刘表就向东汉朝廷告状，其实这个时候东汉朝廷已经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尤其是益州这种封闭的环境。刘表的行为纯粹是恶心刘焉一下，把握一下道德制高点。等到刘焉去世，刘璋上位的时候，刘表立刻做出了动作。从荆州进攻益州是非常困难的，刘备能够消灭刘璋是因为刘璋把他请到了益州，就是这种情况也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刘表对刘璋采取的动作是策反刘璋的部下沈弥、娄发、甘宁等人反叛刘璋。结果这次兵变失败了，甘宁等人被驱逐出益州。面对刘表的挑衅，刘璋也做出了回应，他以赵韪为征东中郎将，屯兵在巴郡的朐忍县，随时准备进攻刘表。不过根据史料来看，刘璋和刘表之间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大规模的战争，毕竟从益州进攻荆州也很困难，而且还有失败后撤退艰难的风险，刘备的"夷陵之战"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赵韪屯兵朐忍，可能更多是一种报复的态度或者防御刘表的进攻。第二是劝说刘璋分巴郡。在汉桓帝时期，巴郡太守但望就上疏请求拆分巴郡，理由是巴郡实在是太大了，各种工作开展非常不便，但是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在兴平元年赵韪（《晋书》、《宋书》记载是初平元年，《华阳国志》记载兴平元年，小编以后者为准）又提出拆分巴郡的建议，将巴郡拆分为巴郡、永宁郡、固陵郡。后来被刘璋更名为巴西郡、巴郡、巴东郡。这个划分也被刘备创立的蜀汉政权所沿袭。在这一点上，赵韪对历史发展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赵韪反叛刘璋虽然赵韪在刘璋手下得到重用，不过在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还是反叛刘璋的统治。具体的缘由按照《三国志·蜀书·刘二牧志》的说法是"情好携隙"，实际上这还牵扯到益州内部"东州士"与益州本土大户之间的尖锐矛盾。"东州士"可以说是刘焉非常依仗的一股力量，是一些从外部州郡逃难到益州的流民，成为刘焉压制益州本土大户的工具，另外"东州士"也得到了一定的待遇。到了刘璋统治益州时期，刘璋对益州本土大户的态度相对于刘焉来说是比较缓和了，但是对"东州士"的态度却没有什么改变，还是放任和纵容。两者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被缓和。于是赵韪借助这样一种环境，与刘表暂时讲和，秘密与一些益州本土大户联合，然后率军杀回成都。蜀郡、广汉郡、犍为郡中纷纷响应赵韪。"东州士"与刘璋是一体的，与益州本土大户几乎没有调和的余地，所以拼命抵抗赵韪，最终击退了赵韪。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东州士"对刘璋忠诚，恰恰相反，在刘备入川的时候，益州本土大户整体对刘璋的忠诚度反而要强于"东州士"，或许在这次叛乱之后，刘璋加强对益州本土大户的笼络。至于领导这次叛乱的赵韪，在被击败退守巴郡江州后，死于自己的部下庞乐、李异的反水。赵韪就这样在汉末三国的历史中消失，不过赵韪支持刘璋上位；促成"三巴"的行政划分；屯兵固陵（即巴东）对刘表对峙；起兵数万反叛刘璋，他在历史上的形象还是比较丰满的。
刘焉本来是幽州刺史，为什么不留下刘备发展势力，还要去益州重新经营呢？
刘焉是刘焉，刘备是刘备，虽然两人都算是汉室宗亲，但没有任何交集和交情。刘焉算起来，应该与刘备父亲是同辈人，当刘焉因为汉室宗亲的身份，被举为贤良方正时，刘备才刚刚出生。刘焉当过不少官，有地方官，如雒阳县令、冀州刺史、南阳郡太守；有京官，如宗正、太常，而唯独没有当过幽州刺史，与刘备没有任何交集。即使刘焉当过幽州刺史，也不会认识刘备，年轻时的刘备毫无名声，刺史相当于一州之长，放在现在就是一个省长级别的官员，一个刺史怎么会认识一个家道没落的汉室后裔呢？刘焉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不厚道的汉室宗亲，吃着大汉朝的饭，当着大汉朝的官，却干着为自已图私利的勾当。宗正和太常本来都是位列九卿的高官，尤其是太常，位列九卿之首，主管宗庙礼仪事项。刘焉因为看到汉朝中央政府腐败落后，各地起义不断，担心自已惹祸上身，就想到地方上去避祸，最初刘焉是想去交州当个交州牧，交州是哪里，当时的不毛之地，现在的两广地区，那里地处偏远，没有太多的战乱，是避世的好地方。但刘焉不久就改变了主意，只是因为听到了当时的侍中董扶的一句话：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意思就是京城将会动乱，而益州这个地方将来会有天子之气。于是刘焉向汉灵帝提了一个馊主意：恢复州牧，以镇地方。这也成为东汉末年地方军阀势力崛起的起因之一。而正是由于地方势力的崛起，中央势力的消亡，此起彼亡，而导致挟天子以令诸候的事，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然后刘焉自请益州牧，以出镇地方。打着为国家谋利的旗号行使割据地方之实，开启了汉末三国军阀割据的先河，如果刘焉的祖宗西汉鲁恭王刘馀泉下有知的话，恐怕不会瞑目。谁也不会想到， 开启汉末军阀割据先河的，居然是刘氏宗亲。就这样，刘焉就成为汉末三大州牧之一的益州牧，刘焉为什么要去益州经营？原因就是刘焉想当天子，从他去益州之后的一系列行为来看，更加印证了这个说法。当时的益州刺史郤俭本来就在益州作乱了，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然后又是黄巾军作乱，刘焉就停留在荆州地界，等到郤俭被杀，黄巾被平定后，刘焉才进入益州，先是稳定局势，然后派张鲁攻打汉中郡，拿下汉中后，张鲁在汉中自立了，刘焉更是以此为借口，断绝与中央的联系，割据益州，以东州流民强力镇压益州本土豪强。刘焉更是在益州建造了天子所用的车架千余辆，准备称帝，这就是刘焉经营益州的最终目的，而且这件事还被荆州牧刘表上表给朝廷，这是什么行为，这是造反，是谋逆。不过刘焉最终没有得逞，而且刘焉的无心插柳，为之后建立蜀汉政权的刘备打下了基础，刘备夺了刘焉继承人刘璋的益州，而建立了蜀汉政权，刘焉的梦想最终还是被刘备实现了。
汉室宗亲刘焉毁掉了东汉王朝，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刘焉没那个能耐，他成不了罪魁祸首。第一点：刘焉是“废史立牧”的始作俑者，但作为一项政策是有利有弊的。不能就此把东汉团结归为这一政策，也不能归罪于刘焉。汉末天灾人祸，刘焉为了避祸，想求一安身之所，去做中央官吏。刘焉听侍中董扶说益州有天子气，就恳求朝廷布置去益州任职。同时，刘焉提出了一个倡议：即用宗室、重臣为州牧，位在刺史、太守之上，独揽军政大权以安定百姓，史称“废史立牧”。朝廷同意了这一倡议，并任命刘焉为益州牧，全权处置益州军政大事。刘焉到任之后，截绝交通，斩杀使者，根本隔绝了与朝廷的往来。在州牧任上，刘焉根本不受朝廷的控制，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军阀权力。其他州郡依样画葫芦，在全国范围内，构成了中央军阀割据，步调一致的场面。第二点：就是皇帝汉灵帝的锅，要说这汉灵帝能够说是彻头彻尾的昏君模板。安于吃苦又好美色，整天在宫廷之内时夜夜笙歌，他这么玩要是到了明朝完整是不打紧。毕竟明朝末年皇权脆弱。崇祯皇帝当了十几年木匠皇帝，愣是靠内阁制度撑了十几年。但是这个汉灵帝所处的年代可是汉朝，汉朝的天子要是说不作为。那事情可就大了，根深蒂固的世家大族可不是闹着玩的，结果就直接招致了东汉末年呈现了大范围的土地兼并。世家大族靠着或是明买或是争夺的手腕，直接把那群贫下中农给逼得破产了。要晓得这农民没了地，那可就什么都没有了。而恰巧又是这个时分，张角三兄弟揭竿而起，直接把农民起义这把大火烧塌了大汉的半边天。第三点：东汉末年的党政，极大水平上招致了最后群雄逐鹿的场面。这黄巾军灭了，可是世家大族的兵权也收不回来了。汉灵帝固然朝政不理睬，只喜欢玩乐。但是政治手腕十分高明，直接竖起来两个人，张让和何进这俩人。协助他统治天下，张让为宦官近侍，而何进是外戚。皇帝接近张让，世家大族接近何进。后来袁绍就劝何进大权独揽，去弄死张让，结果何进透露了风声被张让给反杀了。要是说啊这何进也是个猪队友，按理来说他当时控制洛阳的大局部军权，二话不说直接莽就完了。结果非得进宫见本人的妹妹，直接让张让给砍了。在后来，占领西凉的董卓趁机进军关中，直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由于太残暴，大家都不认账，结果十几路诸侯就直接莽进关去刘焉所提出的"废史立牧"的政策未尝不是为了顺应时局，东汉政府在当时面临着宏大的军事压力，西方有凉州豪强结合羌胡部落举兵叛变，军势要挟关中。北方则有鲜卑、乌桓虎视眈眈。
刘焉：割据西南
说起刘焉，也算是在后汉末年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早年在朝廷身居高位，可突然之间又在权利的中心销声匿迹，跑到边远的益州做起了州牧；朝廷在全力剿灭早 期道教分支——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时，他却和道教的另外一个分支——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相互勾结，还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诸侯混战打得热火 朝天，他又躲在一边无声无息，静观其变；别人都在为争夺皇帝而钩心斗角，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断绝了与朝廷的联系，还做了千余辆皇帝使用规格的舆车，做起 了自己精心编织的割据梦；在有人弹劾他“阴图异计”的时候，他又和马腾上演了一出勤王剧。这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表现，不禁令人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这到底是 个什么人呢？> > 早期的刘焉> > 刘焉（？—194年），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东汉皇族。年轻的时候在 州郡为官，后来因为自己的皇家宗室的背景，被拜为中郎这样职位不高但身份特殊的小官。后来虽然因为自己的老师祝恬去世而辞官，但不久便受司徒府征召，先后 担任过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等官职，最后当上了九卿之首——太常这样的高官。刘焉的仕途之路和东汉末年的另外一位皇族后裔刘虞的经历差不多， 从基层开始做起，一步一步成为朝廷重臣。虽然不见刘焉在担任这些官职时的表现，但从后来他那个著名的设立州伯（即州牧）的建议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点 蛛丝马迹。据《三国志·刘焉传》记载：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刘焉上书给灵帝建议：“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 为牧伯，镇安方夏。”所谓“清名重臣”是指以清廉闻名而身居要职的中央 *** 官员，再加上《三国志·刘焉传》中提到刘焉在上书的时候就想做交州牧，显然，刘 焉当时给世人的印象就属于这种“清名重臣”。《续汉书》中说得更加明确：“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虞等皆海内清名之 士”，这也可以提供了一个佐证。> > 有人认为刘焉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为自己谋出路而制造分裂，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 面，有欠公允。首先，设立州牧的方式并不是刘焉首创，在西汉、东汉都是有先例的，有其历史依据。其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后，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迅速 发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刘焉这个建议提得也正是时候，对于加强集权、巩固统治都有好处，《后汉书·刘焉传》中也明确提出刘焉 是因为“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才向灵帝提出建议的。因此就算刘焉想做交州牧，其原因也仅仅是《三国志·刘焉传》所说的“欲避世难”，说他制造分 裂，实在有点牵强。元人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也特别指出：“以交趾僻远，可以避祸也。”> > 至于说到刘焉因听到侍中董扶说“京师 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而决定做益州牧，笔者觉得刘焉的初衷可能并没有什么改变。试想一下：放着好好的九卿之首——太常（《后汉书·刘焉传》中也有“宗 正刘虞为幽州牧”的说法，本文依《三国志·刘焉传》）不做，非要到交州这个穷山恶水去“欲避世难”，这实际上就是自我保护，如果他一开始就像史料记载的 “阴图异计”，他就会选择一个比较富裕而且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做州牧，也不用厚着脸皮去求皇上答应去交州这个地方了，而且就算向皇帝申请去交州也是要有相 当的政治勇气的。结果没想到汉灵帝还就不同意，如果不是益州刺史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激起农民起义，朝廷决定派人替换，刘焉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呢。应当说此时的刘焉还是没有什么野心的。也许就像另外的两个皇族后裔刘虞、刘表的做法一样，造福一方，做点实事，也算是为家族做贡献，无可厚非。笔者认 为：刘焉的政治野心应该是在益州任职后才逐渐产生的。> > 经过一番活动，灵帝终于任命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临行前灵帝还 特别召见了刘焉：“宣示方略，加以赏赐，敕焉为益州刺史：‘前刺史刘隽、俭皆贪残放滥，取受狼藉，元元无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摄行法，以示万姓，勿令 漏露，使痈疽决溃，为国生梗’。”从这一段记载看，灵帝对刘焉是比较重视的，同时也说明了益州形势的严峻。> > 刘焉得到任命后不久便离开 洛阳前往益州。这里要提一句的是：刘焉去益州并不像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刘表一样单枪匹马闯荆州，而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带上了一套自己的班底和人马。主要人 员的有四个：董扶、赵韪、吴壹、吕常。正当刘焉踌躇满志，率领这一班部下赶往益州时，却又因为道路不通，只能暂时留在荆州东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小疑问： 刘焉滞留荆州东界的时间有多长呢？他是什么时间到达益州的呢？《资治通鉴》把刘焉提出设立州牧的时间确定在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三月，而刘焉到达 益州的时间则为同年六月左右。按照这个时间，刘焉在荆州东界的时间应该至少有一个月。这一段时间刘焉一方面可以思考以后在益州的施政方略，另一方面也可静 观益州的形势发展情况。果然等到刘焉历尽艰辛到达益州时，益州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益州之乱> > 当时益州的形势大致是这样：由于当时的益州刺史俭贪婪残暴，激起了以马相、赵抵为首的农民起义，马相等人自称黄巾，在广汉郡下属的绵竹县（今四川绵竹东）起义，并迅速占领该县，杀死县令李升，进而进攻雒县（今四川广汉东），把激起民变的益州刺史俭也杀了。> > 起义军> > “又击蜀郡（今四川成都）、犍为（今四川彭山东），旬月之闲，破坏三郡。”一时间声势浩大，巴郡（今重庆）的“板蛮”（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也参加起 义，马相自称为帝，起义军发展很快，不久又攻陷巴郡，击杀太守赵部。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引起益州豪强地主势力的恐慌，以益州从事贾龙为首的豪强地主武装纠 集人马进行镇压，在几天之内就把起义军打败。等到刘焉到达时，贾龙选派吏卒前往迎接。> > 这里也有一个问题要提出：《三国志·刘焉传》中 说马相义军的规模是“众以万数”，而《后汉书·刘焉传》中的记载则是“至十余万人”。到底谁的记载是对的呢？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 案：“众以万数”。《后汉书·刘焉传》中的这个错误原因是什么呢？高敏先生经过细致的考证，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高敏在其《秦汉史论集》一书中提到： 《三国志·蜀志·刘焉传》载马相起义事时，未言攻克巴郡，可见攻克巴郡的不是马相领导的义军；《华阳国志·刘二牧志》在叙述了马相起义事的末尾说：“又别 破巴郡”，而不是说“又破巴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