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焉

时间:2024-09-03 05:54:41编辑:小松

赵韪跟随刘焉在益州创业,之后为什么却反叛了刘璋的统治?

在汉末三国时期,益州,或者说成都平原这个地方,被刘焉、刘璋父子统治了一段时间,从中平五年到建安十九年(即公元188年到214年),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些人物对东汉整个的局势来说,造成的影响并不是太大,不过在刘焉、刘璋父子所统治的益州来说,还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比如说赵韪。赵韪相对于一些其他人物来说可能是有些默默无闻,在益州却干了不少大事,比如拆分巴郡,再比如起兵反叛刘璋的统治。下面小编就来聊一聊这个人物。跟随刘焉回益州创业赵韪是益州巴郡安汉人,在中平五年(即公元188年)的时候,他在朝中担任太仓令,隶属于大司农,主要负责地方郡国漕运粮食,是一个六百石的小官。而同年在东汉朝廷发生一件影响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废史立牧"。太常刘焉认为州刺史只有监察权没有行政权,无法应对突发的动乱的情况,要恢复设置州牧。一般认为这个举措为后来东汉军阀并立的局面提供了政治上的基础。刘焉本意是想去最为偏远的交州,不过侍中董扶劝说他,益州有天子气(按《后汉书·方士传》的记载,对应的是蜀汉政权),于是刘焉就改变主意,改请求为益州牧。值得一提的是董扶是广汉郡绵竹人,也是益州人。他以益州有天子气的理由劝说刘焉到益州当州牧,足见他的野心,打算在刘焉身上进行一个投资。后来他也回到益州,成为蜀郡属国都尉。只不过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辞官回家。《方士传》中记载是因为汉桓帝去世,天下大乱。小编个人认为可能是因为刘焉在掌握了"东州士"这样一股力量之后对益州本土大户的强硬态度。赵韪选择跟随刘焉回益州,大概也和董扶抱有同样的心理。太仓令这个官职满足不了赵韪,刘焉成为益州牧,在没有"东州士"的情况下,他很需要一些益州人士的支持。赵韪就是益州人,他符合刘焉的需求。所以赵韪也辞去太仓令的官职,跟随刘焉来到益州,成为刘焉的帐下司马,大概是为了应对各种起义军在州牧以下设置的官职。到了兴平元年(即公元194年),刘焉因为两个儿子刘范、刘诞参与到马腾、韩遂与李傕、郭汜之间的战争中而死,加上绵竹(益州治所)一把大火,直接病死了。这个时候赵韪和治中从事王商认为刘璋的性格温仁,比较好控制,于是推举刘璋为益州牧。由于这个情况,赵韪在刘璋心中的地位应该是很重要的。赵韪在刘璋治下的事迹赵韪在刘璋治下,主要有两个事迹。第一是准备进攻荆州刘表。刘表与刘焉就不怎么对付,当初刘焉制造各种乘舆车具的时候,刘表就向东汉朝廷告状,其实这个时候东汉朝廷已经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尤其是益州这种封闭的环境。刘表的行为纯粹是恶心刘焉一下,把握一下道德制高点。等到刘焉去世,刘璋上位的时候,刘表立刻做出了动作。从荆州进攻益州是非常困难的,刘备能够消灭刘璋是因为刘璋把他请到了益州,就是这种情况也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刘表对刘璋采取的动作是策反刘璋的部下沈弥、娄发、甘宁等人反叛刘璋。结果这次兵变失败了,甘宁等人被驱逐出益州。面对刘表的挑衅,刘璋也做出了回应,他以赵韪为征东中郎将,屯兵在巴郡的朐忍县,随时准备进攻刘表。不过根据史料来看,刘璋和刘表之间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大规模的战争,毕竟从益州进攻荆州也很困难,而且还有失败后撤退艰难的风险,刘备的"夷陵之战"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赵韪屯兵朐忍,可能更多是一种报复的态度或者防御刘表的进攻。第二是劝说刘璋分巴郡。在汉桓帝时期,巴郡太守但望就上疏请求拆分巴郡,理由是巴郡实在是太大了,各种工作开展非常不便,但是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在兴平元年赵韪(《晋书》、《宋书》记载是初平元年,《华阳国志》记载兴平元年,小编以后者为准)又提出拆分巴郡的建议,将巴郡拆分为巴郡、永宁郡、固陵郡。后来被刘璋更名为巴西郡、巴郡、巴东郡。这个划分也被刘备创立的蜀汉政权所沿袭。在这一点上,赵韪对历史发展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赵韪反叛刘璋虽然赵韪在刘璋手下得到重用,不过在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还是反叛刘璋的统治。具体的缘由按照《三国志·蜀书·刘二牧志》的说法是"情好携隙",实际上这还牵扯到益州内部"东州士"与益州本土大户之间的尖锐矛盾。"东州士"可以说是刘焉非常依仗的一股力量,是一些从外部州郡逃难到益州的流民,成为刘焉压制益州本土大户的工具,另外"东州士"也得到了一定的待遇。到了刘璋统治益州时期,刘璋对益州本土大户的态度相对于刘焉来说是比较缓和了,但是对"东州士"的态度却没有什么改变,还是放任和纵容。两者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被缓和。于是赵韪借助这样一种环境,与刘表暂时讲和,秘密与一些益州本土大户联合,然后率军杀回成都。蜀郡、广汉郡、犍为郡中纷纷响应赵韪。"东州士"与刘璋是一体的,与益州本土大户几乎没有调和的余地,所以拼命抵抗赵韪,最终击退了赵韪。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东州士"对刘璋忠诚,恰恰相反,在刘备入川的时候,益州本土大户整体对刘璋的忠诚度反而要强于"东州士",或许在这次叛乱之后,刘璋加强对益州本土大户的笼络。至于领导这次叛乱的赵韪,在被击败退守巴郡江州后,死于自己的部下庞乐、李异的反水。赵韪就这样在汉末三国的历史中消失,不过赵韪支持刘璋上位;促成"三巴"的行政划分;屯兵固陵(即巴东)对刘表对峙;起兵数万反叛刘璋,他在历史上的形象还是比较丰满的。

刘焉本来是幽州刺史,为什么不留下刘备发展势力,还要去益州重新经营呢?

刘焉是刘焉,刘备是刘备,虽然两人都算是汉室宗亲,但没有任何交集和交情。刘焉算起来,应该与刘备父亲是同辈人,当刘焉因为汉室宗亲的身份,被举为贤良方正时,刘备才刚刚出生。刘焉当过不少官,有地方官,如雒阳县令、冀州刺史、南阳郡太守;有京官,如宗正、太常,而唯独没有当过幽州刺史,与刘备没有任何交集。即使刘焉当过幽州刺史,也不会认识刘备,年轻时的刘备毫无名声,刺史相当于一州之长,放在现在就是一个省长级别的官员,一个刺史怎么会认识一个家道没落的汉室后裔呢?刘焉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不厚道的汉室宗亲,吃着大汉朝的饭,当着大汉朝的官,却干着为自已图私利的勾当。宗正和太常本来都是位列九卿的高官,尤其是太常,位列九卿之首,主管宗庙礼仪事项。刘焉因为看到汉朝中央政府腐败落后,各地起义不断,担心自已惹祸上身,就想到地方上去避祸,最初刘焉是想去交州当个交州牧,交州是哪里,当时的不毛之地,现在的两广地区,那里地处偏远,没有太多的战乱,是避世的好地方。但刘焉不久就改变了主意,只是因为听到了当时的侍中董扶的一句话: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意思就是京城将会动乱,而益州这个地方将来会有天子之气。于是刘焉向汉灵帝提了一个馊主意:恢复州牧,以镇地方。这也成为东汉末年地方军阀势力崛起的起因之一。而正是由于地方势力的崛起,中央势力的消亡,此起彼亡,而导致挟天子以令诸候的事,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然后刘焉自请益州牧,以出镇地方。打着为国家谋利的旗号行使割据地方之实,开启了汉末三国军阀割据的先河,如果刘焉的祖宗西汉鲁恭王刘馀泉下有知的话,恐怕不会瞑目。谁也不会想到, 开启汉末军阀割据先河的,居然是刘氏宗亲。就这样,刘焉就成为汉末三大州牧之一的益州牧,刘焉为什么要去益州经营?原因就是刘焉想当天子,从他去益州之后的一系列行为来看,更加印证了这个说法。当时的益州刺史郤俭本来就在益州作乱了,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然后又是黄巾军作乱,刘焉就停留在荆州地界,等到郤俭被杀,黄巾被平定后,刘焉才进入益州,先是稳定局势,然后派张鲁攻打汉中郡,拿下汉中后,张鲁在汉中自立了,刘焉更是以此为借口,断绝与中央的联系,割据益州,以东州流民强力镇压益州本土豪强。刘焉更是在益州建造了天子所用的车架千余辆,准备称帝,这就是刘焉经营益州的最终目的,而且这件事还被荆州牧刘表上表给朝廷,这是什么行为,这是造反,是谋逆。不过刘焉最终没有得逞,而且刘焉的无心插柳,为之后建立蜀汉政权的刘备打下了基础,刘备夺了刘焉继承人刘璋的益州,而建立了蜀汉政权,刘焉的梦想最终还是被刘备实现了。

汉室宗亲刘焉毁掉了东汉王朝,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刘焉没那个能耐,他成不了罪魁祸首。第一点:刘焉是“废史立牧”的始作俑者,但作为一项政策是有利有弊的。不能就此把东汉团结归为这一政策,也不能归罪于刘焉。汉末天灾人祸,刘焉为了避祸,想求一安身之所,去做中央官吏。刘焉听侍中董扶说益州有天子气,就恳求朝廷布置去益州任职。同时,刘焉提出了一个倡议:即用宗室、重臣为州牧,位在刺史、太守之上,独揽军政大权以安定百姓,史称“废史立牧”。朝廷同意了这一倡议,并任命刘焉为益州牧,全权处置益州军政大事。刘焉到任之后,截绝交通,斩杀使者,根本隔绝了与朝廷的往来。在州牧任上,刘焉根本不受朝廷的控制,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军阀权力。其他州郡依样画葫芦,在全国范围内,构成了中央军阀割据,步调一致的场面。第二点:就是皇帝汉灵帝的锅,要说这汉灵帝能够说是彻头彻尾的昏君模板。安于吃苦又好美色,整天在宫廷之内时夜夜笙歌,他这么玩要是到了明朝完整是不打紧。毕竟明朝末年皇权脆弱。崇祯皇帝当了十几年木匠皇帝,愣是靠内阁制度撑了十几年。但是这个汉灵帝所处的年代可是汉朝,汉朝的天子要是说不作为。那事情可就大了,根深蒂固的世家大族可不是闹着玩的,结果就直接招致了东汉末年呈现了大范围的土地兼并。世家大族靠着或是明买或是争夺的手腕,直接把那群贫下中农给逼得破产了。要晓得这农民没了地,那可就什么都没有了。而恰巧又是这个时分,张角三兄弟揭竿而起,直接把农民起义这把大火烧塌了大汉的半边天。第三点:东汉末年的党政,极大水平上招致了最后群雄逐鹿的场面。这黄巾军灭了,可是世家大族的兵权也收不回来了。汉灵帝固然朝政不理睬,只喜欢玩乐。但是政治手腕十分高明,直接竖起来两个人,张让和何进这俩人。协助他统治天下,张让为宦官近侍,而何进是外戚。皇帝接近张让,世家大族接近何进。后来袁绍就劝何进大权独揽,去弄死张让,结果何进透露了风声被张让给反杀了。要是说啊这何进也是个猪队友,按理来说他当时控制洛阳的大局部军权,二话不说直接莽就完了。结果非得进宫见本人的妹妹,直接让张让给砍了。在后来,占领西凉的董卓趁机进军关中,直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由于太残暴,大家都不认账,结果十几路诸侯就直接莽进关去刘焉所提出的"废史立牧"的政策未尝不是为了顺应时局,东汉政府在当时面临着宏大的军事压力,西方有凉州豪强结合羌胡部落举兵叛变,军势要挟关中。北方则有鲜卑、乌桓虎视眈眈。

刘焉:割据西南

  说起刘焉,也算是在后汉末年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早年在朝廷身居高位,可突然之间又在权利的中心销声匿迹,跑到边远的益州做起了州牧;朝廷在全力剿灭早 期道教分支——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时,他却和道教的另外一个分支——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相互勾结,还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诸侯混战打得热火 朝天,他又躲在一边无声无息,静观其变;别人都在为争夺皇帝而钩心斗角,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断绝了与朝廷的联系,还做了千余辆皇帝使用规格的舆车,做起 了自己精心编织的割据梦;在有人弹劾他“阴图异计”的时候,他又和马腾上演了一出勤王剧。这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表现,不禁令人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这到底是 个什么人呢?> >   早期的刘焉> >   刘焉(?—194年),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东汉皇族。年轻的时候在 州郡为官,后来因为自己的皇家宗室的背景,被拜为中郎这样职位不高但身份特殊的小官。后来虽然因为自己的老师祝恬去世而辞官,但不久便受司徒府征召,先后 担任过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等官职,最后当上了九卿之首——太常这样的高官。刘焉的仕途之路和东汉末年的另外一位皇族后裔刘虞的经历差不多, 从基层开始做起,一步一步成为朝廷重臣。虽然不见刘焉在担任这些官职时的表现,但从后来他那个著名的设立州伯(即州牧)的建议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点 蛛丝马迹。据《三国志·刘焉传》记载: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刘焉上书给灵帝建议:“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 为牧伯,镇安方夏。”所谓“清名重臣”是指以清廉闻名而身居要职的中央 *** 官员,再加上《三国志·刘焉传》中提到刘焉在上书的时候就想做交州牧,显然,刘 焉当时给世人的印象就属于这种“清名重臣”。《续汉书》中说得更加明确:“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虞等皆海内清名之 士”,这也可以提供了一个佐证。> >   有人认为刘焉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为自己谋出路而制造分裂,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 面,有欠公允。首先,设立州牧的方式并不是刘焉首创,在西汉、东汉都是有先例的,有其历史依据。其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后,随着地方割据势力的迅速 发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刘焉这个建议提得也正是时候,对于加强集权、巩固统治都有好处,《后汉书·刘焉传》中也明确提出刘焉 是因为“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才向灵帝提出建议的。因此就算刘焉想做交州牧,其原因也仅仅是《三国志·刘焉传》所说的“欲避世难”,说他制造分 裂,实在有点牵强。元人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也特别指出:“以交趾僻远,可以避祸也。”> >   至于说到刘焉因听到侍中董扶说“京师 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而决定做益州牧,笔者觉得刘焉的初衷可能并没有什么改变。试想一下:放着好好的九卿之首——太常(《后汉书·刘焉传》中也有“宗 正刘虞为幽州牧”的说法,本文依《三国志·刘焉传》)不做,非要到交州这个穷山恶水去“欲避世难”,这实际上就是自我保护,如果他一开始就像史料记载的 “阴图异计”,他就会选择一个比较富裕而且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区做州牧,也不用厚着脸皮去求皇上答应去交州这个地方了,而且就算向皇帝申请去交州也是要有相 当的政治勇气的。结果没想到汉灵帝还就不同意,如果不是益州刺史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激起农民起义,朝廷决定派人替换,刘焉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呢。应当说此时的刘焉还是没有什么野心的。也许就像另外的两个皇族后裔刘虞、刘表的做法一样,造福一方,做点实事,也算是为家族做贡献,无可厚非。笔者认 为:刘焉的政治野心应该是在益州任职后才逐渐产生的。> >   经过一番活动,灵帝终于任命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临行前灵帝还 特别召见了刘焉:“宣示方略,加以赏赐,敕焉为益州刺史:‘前刺史刘隽、俭皆贪残放滥,取受狼藉,元元无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摄行法,以示万姓,勿令 漏露,使痈疽决溃,为国生梗’。”从这一段记载看,灵帝对刘焉是比较重视的,同时也说明了益州形势的严峻。> >   刘焉得到任命后不久便离开 洛阳前往益州。这里要提一句的是:刘焉去益州并不像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刘表一样单枪匹马闯荆州,而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带上了一套自己的班底和人马。主要人 员的有四个:董扶、赵韪、吴壹、吕常。正当刘焉踌躇满志,率领这一班部下赶往益州时,却又因为道路不通,只能暂时留在荆州东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小疑问: 刘焉滞留荆州东界的时间有多长呢?他是什么时间到达益州的呢?《资治通鉴》把刘焉提出设立州牧的时间确定在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三月,而刘焉到达 益州的时间则为同年六月左右。按照这个时间,刘焉在荆州东界的时间应该至少有一个月。这一段时间刘焉一方面可以思考以后在益州的施政方略,另一方面也可静 观益州的形势发展情况。果然等到刘焉历尽艰辛到达益州时,益州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益州之乱> >   当时益州的形势大致是这样:由于当时的益州刺史俭贪婪残暴,激起了以马相、赵抵为首的农民起义,马相等人自称黄巾,在广汉郡下属的绵竹县(今四川绵竹东)起义,并迅速占领该县,杀死县令李升,进而进攻雒县(今四川广汉东),把激起民变的益州刺史俭也杀了。> >   起义军> >    “又击蜀郡(今四川成都)、犍为(今四川彭山东),旬月之闲,破坏三郡。”一时间声势浩大,巴郡(今重庆)的“板蛮”(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也参加起 义,马相自称为帝,起义军发展很快,不久又攻陷巴郡,击杀太守赵部。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引起益州豪强地主势力的恐慌,以益州从事贾龙为首的豪强地主武装纠 集人马进行镇压,在几天之内就把起义军打败。等到刘焉到达时,贾龙选派吏卒前往迎接。> >   这里也有一个问题要提出:《三国志·刘焉传》中 说马相义军的规模是“众以万数”,而《后汉书·刘焉传》中的记载则是“至十余万人”。到底谁的记载是对的呢?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 案:“众以万数”。《后汉书·刘焉传》中的这个错误原因是什么呢?高敏先生经过细致的考证,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高敏在其《秦汉史论集》一书中提到: 《三国志·蜀志·刘焉传》载马相起义事时,未言攻克巴郡,可见攻克巴郡的不是马相领导的义军;《华阳国志·刘二牧志》在叙述了马相起义事的末尾说:“又别 破巴郡”,而不是说“又破巴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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