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期货的327国债事件
中国国债期货交易始于1992年12月28日。327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兑付办法是票面利率8%加保值贴息。1995年2月23日，空方主力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最后8分钟内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而所有的327国债总额只有240亿元，被确认为恶意违规。后来，国债期货因“327国债事件”夭折。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事件发生后，为了挽救陷入困境的万国，避免可能发生的金融风潮，上海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平息了股民的挤兑风波。4月25日，万国召开董事会，原董事长徐庆熊和总裁管金生双双辞职，管金生还被开除出了他一手创办的万国证券。9月15日，上证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也宣布辞职，从此离开了证券舞台。9月20日，国家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公布了对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1996年4月，万国与它原来在上海市场上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公司合并，当年7月17日，申银万国挂牌成立。1997年1月，管金生被上海市高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 谈起当年跌宕起伏的场景，很多老投资者仍心有余悸。不过正是由于“3·27”国债期货事件的深刻教训，给了后人更多的启迪。如今的国债期货方案，已非当年的国债期货能够相比，一旦重新上市，重演当年风险事件的可能性很小。目前，我国经济和金融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利率市场化已经有了重大进展，国债市场规模庞大、品种齐全、参与机构众多，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大大加强，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也已相当完善。可以说，目前我国国债市场和期货市场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期货市场的法规体系和风险机制日趋完善，诱发类似“3·27”国债事件的市场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改变。
327国债期货事件的来龙去脉
1995年时，国家宏观调控提出三年内大幅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措施，到1994年底、1995年初的时段，通胀率已经被控下调了2.5%左右。众所周知的是，在91~94中国通胀率一直居高不下的这三年里，保值贴息率一直在7~8%的水平上。根据这些数据，时任万国证券总经理，有中国证券教父之称的管金生的预测，“327”国债的保值贴息率不可能上调，即使不下降，也应维持在8%的水平。按照这一计算，“327”国债将以132元的价格兑付。因此当市价在147~148元波动的时候，万国证券联合辽宁国发集团，成为了市场空头主力。
而另外一边，1995年的中国经济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中经开），隶属于财政部，有理由认为，它当时已经知道财政部将上调保值贴息率。因此，中经开成为了多头主力。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发布公告称，“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空头判断彻底错误。当日，中经开率领多方借利好大肆买入，将价格推到了151.98元。随后辽国发的高岭、高原兄弟在形势对空头极其不利的情况下由空翻多，将其50万口做空单迅速平仓，反手买入50万口做多，“327”国债在1分钟内涨了2元。这对于万国证券意味着一个沉重打击——60亿人民币的巨额亏损。管金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收盘前八分钟时，做出避免巨额亏损的疯狂举措：大举透支卖出国债期货，做空国债。下午四点二十二，在手头并没有足够保证金的前提下，空方突然发难，先以50万口把价位从151.30元轰到150元，然后把价位打到148元，最后一个730万口的巨大卖单把价位打到147.40元。而这笔730万口卖单面值1460亿元。当日开盘的多方全部爆仓，并且由于时间仓促，多方根本没有来得及有所反应，使得这次激烈的多空绞杀终于以万国证券盈利而告终。而另一方面，以中经开为代表的多头，则出现了约40亿元的巨额亏损。
1995年2月23日晚上十点，上交所在经过紧急会议后宣布：1995年2月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交易是异常的无效的，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订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这也就是说当日收盘前8分钟内空头的所有卖单无效，“327”产品兑付价由会员协议确定。上交所的这一决定，使万国证券的尾盘操作收获瞬间化为泡影。万国亏损56亿人民币，濒临破产。
"3.27"国债期货风波事件的事件各方
1988年4月，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了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这家小规模的信托公司一开始就有着浓厚的“政府背景”，它以接受财政部农业周转金委托管理起家，之后接受全部财政周转金和农综办资金的委托管理。1992年1月，改名为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信”或“中经开”。其业务扩大至信贷、证券、实业投资等自营业务。“中经开”以其进取与凶悍的风格闻名于业界，中经开最为风光的一仗是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这场惊心动魄的战役以中经开为代表的多方大获全胜而告终。经济学家韩志国说：“中经开是一个特殊企业。财政部掌管政府调控大权，按常理说，它是不能办企业的。在办了企业的情况下，在327国债期货这样的交易品种中，中经开也理当不能参与，否则就有内幕交易的嫌疑。”中经开的判断左右着多方的判断，而当时保值贴补率与贴息的走势又恰恰与中经开的判断完全吻合，这不能不给中国的资本市场留下一个疑点。此后使中经开“名声大嗓”的还有同年8月发生的长虹转配股事件和后来的银广夏事件。327之后，中经开走了一个“下降通道”。信托业务、房地产投资都不景气，而证券的承销业务又往往因为恶性竞争变得几乎无利可图。1997年，中经开对外支付几次出现危机，78亿元债台高筑。2000年6月，中经开经由国务院批准，成为清理整顿后首批确定保留并移交中央金融工委管理的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之一。公司将实业投资剥离给中经投公司，信贷资产已“模拟委托”给资产管理总部继续清收。 1955年出生，山西孝义人，上海财经大学毕业。1983-1989年，任国家审计署处长;1990年岁末，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尉文渊成为上证所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经理。“3.27”事件之后：1995年9月15日，上交所召开理事会免去了尉文渊上交所总经理一职;1996年，创办新盟集团，任董事长;2000年4月出任158海融证券网首席执行官。
"3.27"国债期货风波事件的原因分析
当时期货市场管理很乱，国债期货是十分狂热的。贴补率的博弈1994年，国内面临两位数的高通胀压力，银行储蓄利率达到10%以上，固定利率的国债自然少人问津，当时公布的保值贴补率为8%，而且每月都不断上升，到12月突破两位数，受此刺激，“327”国债期货的价格开始直线上涨。从1994年10月的110多元上涨到1995年初的140多元，上涨了20%多。当时，国债期货保证金的标准定在2.5%，也就是缴纳250万保证金可以做1亿元市值的交易，20%以上的上涨幅度意味着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买入者已经有了相当于本金十余倍的暴利!投资机构能日进千万，欣喜若狂。当时有这样一个插曲：某机构客户代表上午打电话给公司本部，要求再想办法筹资，趁行情如火如荼再做1000万进去，但过了一小时后，该客户电话再次打回本部，告诉那边说：你那1000万不用筹了，我这边刚才已经赚出来了!“327”国债应该在1995年6月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与当时的银行存款利息和通货膨胀率相比，“327”的回报太低了。 于是从1995年2月初开始，市场上开始传闻财政部又将提高保值贴补率，“327”国债将会以148元兑付。面对传闻，市场出现了急剧分化，权倾一时的国内证券界“教父”人物，时任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认为，宏观调控三年的三大目标第一条就是治理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因此没有可能再提高保值贴补率，而且财政部也没有必要为此多支付10多亿元的利息，使财政更加吃力。管金生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一批券商的看法，因此，他们把宝都押在做空上。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开发总公司开始进场坚定地做多，当时市场上绝大部分的中小散户和部分机构也做多，他们的看法就是通货膨胀短期内肯定是控制不住的，保值贴补肯定会涨，327国债的兑付价也会跟着涨。到当年的2月中旬，“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市场界限已经清楚的划出来了：满山遍野的散户和中小机构，跟着“多头司令”中经开做多;万国证券和辽国发等一批机构做空。到2月23日，“327”合约每涨跌1元，万国的账面上就将浮动4亿元的盈亏。有知情者后来评论说，其实这个时候，多空都已经没有退路了，由对政策预期的差异变成了市场上的资金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