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是谁提出来的
“高薪养廉”这个话题不是现代人的新理念，其实古代早已有之，那时叫做“厚薪养廉”。 古今中外，都存在程度不同的 *** 现象。 于是，人们就想出各种整治官吏腐败的办法，“厚薪养廉”或“高薪养廉”就是其中的一种办法。 “高薪”是指责任、权利不统一的情况下，收入水平高于当地人均水平。 “养”是培养、培植的意思，“廉”指不损公肥私，不贪污受贿，不廉洁就是贪污腐化。 我们从内在构成上来看：廉洁讲究的是做人要清清白白，光明磊落，是指一种职业操守和个人品行的修养。 而高薪指的是一种经济手段，用经济手段去构建道德标准显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从外在表现上看，贪污的形式多种多样，有贪钱、贪色、贪荣誉等等，而提高薪酬根本无法解决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腐败的根源吧：首先，腐败是由于个人私欲的膨胀，想要通过权利去不断满足个人的欲望；其次是公权利不受制约，相关的制度、法律、监督都不够完善，导致某些贪官能够权利寻租。 而提高薪酬既不能堵住个人膨胀的私欲，更不能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显然高薪无法实现“养廉”。 像成克杰、胡长清这种私欲膨胀、权利不受制约的大贪官，给多高的薪他还是会腐败。 第三，我方认为想要真正做到养廉必须构建好以下三大基石：首先，是对公权利进行制约。 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建立 *** 部门的内控机制，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有效分离；通过推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防止权力滥用、权力失控和权力寻租。 然后，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社会监督，对 *** 份子绝不姑息。 比如新加坡法律就规定，任何人所拥有的财产与该人已知的收入来源不相符合，又不能向法院作出合理的解释时，即被视为贪污所得。 同时，新加坡公民反贪腐的意识很强，贪污犯被抓的概率高出菲律宾40倍。 最后是加强公务员思想道德教育。 廉洁自律是一种品德修养，只有通过思想教育，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的思想土壤，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成为全体公务员的最高精神追求。 诚然，提高薪酬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公务员的生活水平，但是无法治理贪腐，与“养廉”更是毫不相干。 我们可以对于那些已经廉洁的官员进行适当的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 综上所述，高薪不能够养廉,故我国还没有高薪养廉政策
高薪不能养廉六大理由是什么？
在制度高薪养廉的政策同时，却缺乏很多配套措施。比如媒体的监督很乏力。反观一些高薪养廉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新加坡和香港，它们除了高薪之外，还有其他比较完备的配套措施。首先是信息公开透明。香港行政首长工资很高，福利待遇也非常优厚，但是，这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行政长官就任时应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申报财产，此后每年，行政长官都需要申报其持有的利益并向公众公开。而香港媒体在监督官员方面也卓有成效。
雍正实施“高薪养廉”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没能成功？
雍正帝实行“高薪养廉”一开始是为了惩治腐败问题，最后没能成功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个措施本身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在历史上，历代的君主都会为了整顿江山而做出很多的措施，有的措施成功了，有的却失败了。雍正帝在执政的时候，就制定了很多的政策，企图能够通过这些政策来改善民生，巩固统治，其中有一个就是“高薪养廉”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反而还给大清造成了困扰。雍正帝的“高薪养廉”政策制定的原因是为了整治腐败的问题。在每一代的朝堂之中，都会有着贪臣的出现，历代的君主为了解决官场之上的腐败问题都制定了很多的政策，有的采用酷刑，有的则制定各种经济政策。雍正帝所采用的“高薪养廉”政策只是为了缓解腐败问题的初步措施，但是因为真正实行起来有很多的阻碍，而且面对这些阻碍也没有有效的改善措施和应对之策，所以最终没有成功。这个政策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套完整的措施，是经历不住实践的考验的。这个政策并没有特别的完整，也没有形成一套专业，完善的体系，这就注定了政策在实践的过程中会分崩离析。最重要的是，这个政策其实根本上加重了对老百姓的压迫，从根本上是没有办法解决腐败问题的，所以这也注定了这个政策是失败的。综上所述，雍正帝一开始制定政策是为了惩治腐败，但是却因为考虑不周的问题给人民造成了负担，最终失败了。对于政策的确定，要符合基本的国情，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江山社稷之本就是人民，只有符合人民的利益，最大程度的保证人民的利益，才能够把政策实行下去，才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
雍正皇帝提出高薪养廉后，吏治更清明了呢？
雍正一朝吏治好转不仅仅因为高薪养廉。在推行养廉银政策的同时，雍正皇帝也在严厉整饬官场，一年查处的贪官就多达数百。而鼓励廉洁的养廉银，逐渐被官员视为理所当然的收入。官员收入的增加，反而推高了官场贿赂的价码。雍正高薪养廉：推高官场贿赂价码雍正即位后，山西巡抚诺岷和布政使高成龄提出将山西每年征收的50万两“耗羡银”悉数上缴国库，再从其中拿出30万两发给山西各级官员，作为办公经费以及“养廉”之用。所谓耗羡，是当时征收税银在计量、转运途中会产生损耗为借口，向老百姓额外加收一笔钱，称之为“火耗”或者“耗羡”。征收全无一定之规，往往多达正税的四五成，有时甚至比正税还多。这笔钱多半落入各级官员的私囊。但对当时的官员来说，这种做法似乎又有不得已之处。清初官员的薪俸极其微薄。各级官员的办事、雇员经费，都要从自己的薪水里掏钱，还要迎来送往。所以，皇帝也默认了这种普遍的非法行为。雍正高薪养廉：推高官场贿赂价码康熙年间，曾有御史说，知县从百姓处敛财，督抚向下属收取贿赂，一开始都是因为不得已。但是天长日久，贪赃财物积累越多，官员自知已经罪大恶极，不如恣肆贪污。于是越禁止贪污，贪污越严重。他劝皇帝增加俸禄以止贪。但是康熙认为官员私下征收耗羡情有可原，但是变成帝国的法律则万万不可。雍正皇帝则决定将征收的耗羡银全部归公，再给官员们发放养廉银。很快，各级官员的养廉银被大体厘定出来。 根据各地方的收入和事务繁简不同，养廉银的数额也有相应的调整。但一般而言，总督的养廉银约为2万两白银，是法定薪俸的130倍。力主推行养廉银政策的山西巡抚诺岷每年有养廉银3万两，推行有功的河南巡抚田文镜，每年所得养廉银也有2.89万两之多。雍正高薪养廉：推高官场贿赂价码耗羡归公之后，各地亏空逐渐补足，国库的存银则积累到6000多万两。至于吏治，也确实比康熙时大有好转。但是，雍正一朝吏治好转不仅仅因为高薪养廉。在推行养廉银政策的同时，雍正皇帝也在严厉整饬官场，一年查处的贪官就多达数百。但雍正皇帝在位时，可以用皇帝的权威去推动，但是到了他的继任者手中，这样严格而费力的治国之道，就不免被懒惰和懈怠所取代了。而鼓励廉洁的养廉银，逐渐被官员视为理所当然的收入。官员收入的增加，反而推高了官场贿赂的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