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是那些人？
红一方面军
总司令员：朱德；
总政委：周恩来；
总参谋长：刘伯承；
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红二方面军
总指挥：贺龙；
副总指挥：肖
克
；
总政委：在弼时；
副总政委：关向应；
参谋长：李达。
红四方面军
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
总指挥：徐向前；
副总指挥：王树声；
政委：陈昌浩；
政治部副主任：傅
钟；
参谋主任：舒玉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曾经编成一、二、四方面军，而没有编成三方面军，原因何在?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央曾计划将红军一、二、三、四军团依次扩编为方面军，后来，因为彭德怀同志主动提议三军团和一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放弃了单独扩编为红三方面军的计划，遂造成了缺编。
另外，1933年秋，中央军委也曾有过把新成立的七、八、九、十这四个军团合编为第三方面军的计划，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由于这四个军团一部分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分跟第一方面军参加长征，所以合编计划未能实现。
红四军是谁领导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红一方面军就是在这个红四军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井冈山会师后，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30年6月编入红一军团。1932年底，番号撤销。一共存在了4年半。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是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部队。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井冈山的宁冈会师。根据湘南特委的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详情：百科：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何振亚的戎马生涯
何振亚，原名继周、济舟、子新，字干新。 汉阴县火镰碥绿烟村（今归宁陕县辖）人。民国16年（1927）毕业于汉阴县高小，20年（1931）考入杨虎城部第17路军军官训练班。是年冬结业，分配到安绥军沈玺亭部任职。沈部原系一支地方武装改编的部队，军纪涣散。何振亚深为报国之志难酬，苦闷失望。21年（1932）十一月，他参加沈部在平利县举办的干部教育班受训，担任7班班长。期间，受到曾参加宁都暴动的教育班大队长张惠民进步思想的影响，加深了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中国工农红军性质的了解。 是年十二月初，贺龙率领红3军经平利东部入鄂、川，激起了他参加革命的强烈愿望。年底的一天，他和沈启贤、孙善堂（启庆）、徐海山、苟树林、赵宏勋、孟子明、吕志平等11人秘密集会于关帝庙，以换帖结义为名，成立了反蒋（介石）为宗旨的“陕南抗日救国赤卫团”，他被推选为总指挥。草拟了《抗日救国八条宣言》，并歃血盟誓，商定在结业后每人都联络一些人投奔红军。次年七月，教育班结束，“赤卫团”成员被分配到各连担任班、排长，他被分配到手枪连任排长。23年（1934）九月，沈部改编为陕西省警备第2旅第4团。十二月，红25军入陕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警2旅奉命“围剿”而进入秦岭山区。 何率领的九连，枪口朝天，暗送红军顺利过境。1935年十二月七日、八日，4团的1个排在柞水县营盘举行起义，西安绥靖公署急令4团开赴西安整训。在此紧急关头，时任9连2排排长的何振亚感到时机难得，急约沈启贤、洪九畴、张孝德、刘宝山等密议，决定率9连集体起义。接着，又召集苗鸿鑫、刘炎德、赵振庆、张孝德、杨子珍、傅东山（世才）、周明钧、张英才等人研究决定起义的具体方案。十二月十一日午夜，他选派刘宝山、周明钧、傅东山、赵振庆在长安县引驾回农民刘世杰家（连部）处死了9连连长张锡武，随即以执行任务为由，带领全连112人迅速撤出引驾回，经大峪口进入秦岭山区宣布起义，欲加入红军。时因活动在陕南的红74师组建不久，干部缺乏，又因对何部情况甚不了解，建议何部先不宜打红军旗号，可以陕南游击队名义开展活动。根据红74师的建议，何振亚立即宣布成立“陕南游击纵队”，并亲任指挥。 何振亚领导的陕南游击队，处处以红军为榜样，转战镇安、柞水、石泉、汉阴、安康、宁陕间打富济贫，惩治恶霸，开展游击活动，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24年（1935），国民党调集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根据地实行疯狂围剿，战事频繁，弹药、粮食、医药匮乏，处境十分艰难。为了保存实力，他针对敌人“改剿为招”的阴谋，决定采取缓兵之计，先后2次有条件地接受了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收编。25年（1936）二月下旬，游击队在宁陕古山墩袭击庞炳勋部230团一部，俘虏2人，优待释放。三月上旬，230团团长朱家麟和镇安县县长苏光壁派来副官常占彪、区团总马洛斋于穆王坪与游击队谈判收编事宜。何振亚提出“撤走包围部队，提供给养”等条件均被对方接受，游击纵队被改编为商州专署特务大队。配发1人1枪，驻扎镇安县栗扎坪，名为改编，实为休整。十多天后，敌驻队代表逃跑，第一次改编结束。是月下旬，汉阴县长张一之奉安康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魏席儒令，派绅士陈继侯、张伯威（何振亚少时老师）来到何部驻地龙王沟游说，他再施缓兵计，所提3个条件亦均被魏席儒接受何部改编为安康保安司令部特务大队，由专署补充枪支弹药。受编后，针对敌人的若干制约手段，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敌周旋，等待时机。受编不久，他借“剿匪”之机，将部队由牛山庙开往远离安康城75公里的东镇（东沟口）驻扎。针对魏席儒限编300人，遣散多余人员的要求，他将编余人员组成几个游击队，分散活动，互相策应，打击敌人；严密监视、限制敌人派来的2名副官的行动，最后将其杀掉；借口弹药缺乏，拒受“剿匪”之命；屯兵东镇，抓紧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图再起；先后5次派出地下工作人员，到汉阴、安康、紫阳、岚皋、平利、镇巴等县保安队策动兵变，瓦解敌军。同年四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大队附李伯亭弟兄3人分别在安康、汉阴被杀害。他十分气愤，当即向专署提出抗议和质问，迫使专员魏席儒道歉。拒绝投降，使敌人软禁其母为人质的阴谋失败。 同年六月初，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派共产党员杨文贤（杨江）、杜瑜华和进步青年沈敏3人到达何部驻地——东镇，动员何振亚参加革命队伍，他欣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八月初，专员魏席儒探知何振亚欲投奔共产党的消息，十分惊恐，忙下三道命令，限令何部开赴安康“整训”，同时命令44师（肖之楚部）的一部向东镇推进，逼何部就范。何振亚识破敌人阴谋，八月九日，率领特务大队以赴安康“整训”为名撤离东镇，夜宿茨沟，恰逢杨文贤等从西安赶至，传达了中共西北特支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命何振亚率部举行第二次起义，并以“西北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名义，命名何部为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何振亚坚决执行西北特支的指示，命人连夜编印宣传抗日救国的标语、传单，准备起义。十日，何部从茨沟出发，下令处决了魏席儒派来的副官，收缴了茨沟保安队的枪支，向五里铺疾进，五里铺联保主任及保丁闻讯逃跑。午夜，部队顺利进街，收缴财主富商的银币和生丝等贵重财物。拂晓从五里铺撤出。十三日，何部在安康县紫荆乡刘大乾家大院举行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成立大会，何振亚就任军长。 配合红74师作战。 “西安事变”后，何振亚奉命率部挺进甘肃。1937年，陕南人民抗日第1军在奉命改为抗日联军南路第1军后，又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15军团警卫团，何任团长，同年3月何振亚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几经整编，何先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警卫营营长、六八七团二营营长。后又调任团参谋长。 1942年11月，奉调到八路军西安留守团副官处任副处长、处长。1944年冬，任王树声部三支队副参谋长、参谋长，挺进河南抗日前线。同年11月，调豫中分区任参谋长。 1952年4月，任空军联合司令部参谋长。 同年秋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空军参谋长。 面对美帝国主义“空中优势”，他敢于碰硬，奋勇拼杀，狠狠地打击了美国侵略军，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出了贡献。朝鲜停战后回国，1952年4月，任东北空军司令部参谋长。1957年8月，任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68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1978年10月24日，因患肝癌于北京逝世，终年65岁。
程学启的悍将戎马生涯
曾氏兄弟屡次受挫之后，自觉不能强攻硬取，转而注重对程学启的招降策反。桐城人孙云锦献计：以程学启事其养母甚孝，拘程惟栋母子入湘军大营，威吓程母：“学启不降，当诛尔亲子”。程母大为恐慌，曾国荃逼令其化装为丐妇入程学启之营，伏地痛哭乞程投降。程学启自觉养母待其恩重，且安庆局势危矣，为个人前途计，心中不免有降意。而叶芸来对其也是有所提防，每日使人登城观察程营动向。闻听丐妇化装入营之事，大惊，以壮士八人持令箭招程学启入城相见。程学启自是知道事情不妙，如若进城，不免身首异处。急中生智，即以此令箭招其手下干将八十二人，持械骗开营门，直奔安庆北门外三里处曾国藩之弟曾国葆之营。安庆守军派兵追杀，程学启等叩湘军营壁门，大呼曰：“我来降，追者在后，故不能释兵。信我，可开壁相迎，不信，亦请发炮相击，免使我死贼手也!”曾国葆闻之，遽跣足出视，传呼开垒门纳程等入内，追兵无果而退。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十九日夜间，曾氏兄弟策反程学启成功。安庆城南沿长江，东及东北近菱湖，西及西北靠皖河，唯有北门通集贤关为陆路要冲。曾国荃与此修筑内外两道濠沟，以内濠沟围城，外壕沟阻击援军。湘军营垒驻扎于两濠之间隙地，他派军千余命程学启统带驻濠外以当太平军之锋。濠内列炮屯，濠上架木梁，每日给薪米于濠外程部；即给即撤梁，濠外所部取薪米为当日之食。程学启见降后不见信于清军，遂战辄请先，欲以此见信于曾国荃，然夜卧则涕泣几欲自裁。数月后，曾国荃稍稍信其，而胡林翼、曾国藩皆至书曾国荃以防其变。同时，湘军诸将士即妒其敢战有功，又恨其降前多次杀伤湘勇，多怂恿曾国荃杀之以除后患。赖孙云锦以全家性命担保其绝无反心，且叶芸来杀其留在城中的配妻和幼子以泻愤，并将头颅悬于安庆城头。程学启断了骨肉之情，悲愤之极，立誓“灭贼以报国家”。献北门穴地攻城之计，并亲率部卒由炮眼杀入，攻陷北门外护城三垒，断绝了守城之军的陆路粮道。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一日，湘军埋入城下的地雷迸发，程学启身先士卒攻入安庆城中，太平军守将叶芸来所部一万六千余人战死，安庆遂被湘军攻占。程学启以安庆之战功终于打消了曾氏兄弟的疑虑，曾氏兄弟保奏其为从三品游击之职；赐带花翎。随后，程学启跟随曾国荃部参与攻占无为州、运漕镇、东关等城隘的战斗，累立战功，擢为正三品参将，并受命自立营头，扩军为开字营，下辖二营（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由程学启和一起归降的何安泰分统。随曾国葆部攻占三河后，曾国葆为报前次三河大败，其弟曾国华被杀之仇，欲下令屠戮；程学启出面阻止，二人为此几欲反目，然三河终幸免遭劫。 程部至上海后，驻扎于上海县城大南门内。淮军初到上海之时，当地士绅只是一心指望英法联军和华尔的常胜军洋枪队抵御太平军，他们和洋人对于土里土气的淮军压根就看不起，目视为“丐军”。李鸿章言道：“军贵能战，吾等破敌必慑之！”程学启等部也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积极备战。四月十五日，奉正式出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之命，移师南汇县的周浦镇，会同自松江水路而来的英法联军、常胜军攻击驻扎在南桥镇的太平军阵地。程率部四月二十二日进至航头，与太平军发生遭遇战。太平军败退至新场，旋即退出南桥，程部趁势占领南桥。之前，四月十六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统大军两路进攻嘉定、青浦。十九日大败知府李庆琛所部于太仓板桥。五月初一攻克嘉定，围困青浦。第二天，大败增援青浦的常胜军，乘胜进攻松江府城。李鸿章闻讯赶到新桥，令程学启率部出兵牵制进攻松江的太平军。五月六日，太平军又败英军，攻占广富林。七日进至漕河泾，与程学启部发生遭遇战，程学启突令以洋枪射击，太平军前锋猝不及防，被击退。程部小试牛刀后扎营于虹桥。十一日，攻破七宝太平军营垒，接着又败太平军于枫泾。太平军于松江无法取胜，遂撤围集中兵力转攻上海，直逼租界和县城。双方在新桥展开激战，太平军将士在听王陈炳文的指挥下“填濠拔桩，洋枪大炮并力死拼”，程学启也督兵抵御，枪炮砖石同时并施，程也亲燃劈山炮猛轰，趁太平军稍退之际，打开营门冲杀。双方却而复进，恶战半日，太平军才陆续退走。不久，由于天京战事紧急，李秀成率主力回援。程学启督率淮军各部陆续夺回南汇、川沙、奉贤等地。程学启以此功升为副将，并加“勃勇巴图鲁”称号。 1863年五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制定了水陆三路进攻苏州的作战计划，其中最为艰巨的昆山一路的任务交由程学启担任。同时，李鸿章令程学启总统各部统一指挥进攻苏州。六月十四日，程学启率部与常胜军一起攻克吴江震泽，切断了苏州和杭州的陆路交通。太平军依托太湖结成水寨，保障水路交通。程学启率部扼住飞虹桥，掩护淮军水师李朝斌部攻击。七月初九，淮军水师攻陷东山，太平军将领徐尚友阵亡，苏、浙水上交通也被阻断。八月初四，程部进占永安桥，逼近苏州城。八月十六日，又与常胜军协同攻占宝带桥，进逼苏州盘门。宝带桥为太湖锁钥，城中太平军守军万人拼死来争，程学启指挥水路各部大破之，牢牢的扼守住此处要冲。程部趁胜进破五龙桥守垒，留营驻守，又分兵击破嘉兴、湖州来援的太平军于百龙桥、八坼，并追击至平望。九月二十日，淮军和常胜军再次协作攻占蠡口。九月底十月初，忠王李秀成会同侍王李世贤自无锡率部前来增援苏州，大战竟日，被刘铭传、李鹤章部所败。程学启闻讯加紧攻击，攻占黄埭、浒墅关，直逼阊门。苏州之围遂成。十月中旬，开始总攻，娄、齐、葑、盘四门外的太平军十余里营垒俱被淮军攻破。十月二十一日夜，已进入苏州城中的李秀成见无法说服谭绍光弃城撤退，只能出胥门，经光福灵岩，挥泪出城而走。苏州城中纳王郜永宽等诸将自觉大势已去，早已暗底里通过原太平军降将、淮军水师副将郑国魁与清军通款输诚。十月二十日夜间，郜永宽与程学启、郑国魁、英国人戈登（常胜军统领）密会于苏州城外阳澄湖上，达成杀谭绍光并献城投降的协定。郜同时提出：李、程在其降后满足“三事”，即“留半城屯其馀众”、“编定廿营照给饷”和“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同时，郜永宽将侄女许配戈登密友、常胜军军医马加尼。由戈登居间作保，程学启折箭起誓不杀降将诸人，三项条件一概应允。十月二十四日午后，郜永宽等人在慕王府议事厅刺杀坚不投降的守城主将谭绍光，又搜杀谭绍光亲信将士千余人。当晚，大开齐门献谭绍光首级并兵卒三万余人降清。十月二十六日中午，郜永宽、伍贵文、汪安均、周文佳、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八人出城至淮军副将龚生阳部大营谒见李鸿章。李鸿章命左右捧出顶戴、官服恭送至八人面前。说：“今日做的我大清之官，好好立功。”八人不免自鸣得意，入席坐定，李大摆筵席款待八人。酒至半酣，李托故走出大帐。一声炮响，程学启率精兵百余人挺刃涌出，瞬间将八人杀死。接着，程学启等率部布阵入城，大闭城门，以郜永宽等八人首级示众：“八人反侧，已伏诛矣！”太平军降卒惊扰不已，程学启捕杀八人余党彪悍者数百人。其余数万人分别逐步遣散。程学启以太平军将灭，淮军亦将为之遣散，为发放各部欠饷计，纵容部下于城中大肆抢劫财物、劫掠子女。连李鸿章也看不下去，责其律下不严，斥之，有“君亦降人也，奈何遽至于此！”之语。苏州即平，程学启授一品封典骑尉世职，赏穿黄马褂。 再如苏州杀降之事。此前淮军攻打南汇、常熟等地，得力处正在招降。程学启能以自身经历晓以利害，对于多数同为皖人的太平军将领是很有诱惑力的。太平军守城将领吴建瀛、骆国忠等皆“退出城池，谨受约束”，李鸿章允许此等降将保留部分军队，纳入淮军建制，随淮军攻战。淮军是很有善待降将的口碑，这无疑是苏州八将愿意投降的主要原因。况且，清廷已发布明谕，“刊刻誊黄，遍行晓喻”军中及“贼区”：“果能于城池未下之先诚心归顺者，无论其从贼之久暂，均一律准其投诚。将军械、马匹呈缴后，该大臣等酌留所部，令其随同剿贼。倘有不愿随营，即饬地方官递送回籍，或妥为安插，毋令失所。携带资财，不准兵勇抢夺；如兵勇利其资财、私行杀害，即按军法从事。本管官不行查办，一经发觉，即着该大臣等从严参办。” 又有洋人戈登作保，程学启也曾折箭誓不杀。然则终是背誓杀降了，其中必然是有蹊跷的。谈判初始，降将所提之“留半城屯其馀众”、“编定廿营照给饷”和“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款项太过苛刻，湘淮军中诸将大都为记名官职，实缺甚少。降人索要各地实缺，不要说李鸿章，即使是军机处也是无法办到的。郜永宽等人又以戈登居间作保，他们可以“挟洋自重”（对于洋人，李、程一贯是利而用之的。况且这些洋人也是逐利而为，原常胜军统领美国人白奇文只因闹饷，转而带领一干外国雇佣军帮助昔日的对手太平军与清军作战）。原拟清方条件中有献李秀成首级之款项，郜永宽等深受李秀成厚恩，不忍下手，转而请献谭绍光首级为质，程学启已是怀疑此等降人诚意。彼时城中尚有太平军四万之众，而淮军攻城部队只有一万三千余人，若不能答应条件，实难攻克。只为迅速克城，程学启欺骗了郜永宽等降人以及戈登这个保人（甚至是引线人淮军副将郑国魁都蒙在鼓里），一概应承。随后向李鸿章汇报既成事实，并告知事成后杀降的“方略”。李鸿章“踟躇三昼夜，不能决”，程学启可没心思看他“踟躇”，陈明厉害，并以去职要挟李鸿章。遂使李鸿章下了杀降的决心，而程则亲自动手。事后，程竟有“杀降负盟，为国无私，此心可质鬼神”的狡辩之语。苏州降将虽亦有取死之处，然程学启敢于如此，这和他具有“但求成功、不择手段”、“小人无忌惮”的狠忍好杀之心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