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剧的艺术特点
表演艺术方面，由于长期在广场演出，形成夸张、粗犷、强烈、明快的特点。如武将出场，以迅速后退一步，并亮一高架子来突出人物，与其他剧种的站定后前跨一步不同。又如其他剧种一招一式都讲究圆，动作呈连续变化的曲线，而婺剧却往往圆中带直，曲线中出现折线和直线来显示动作的力量和感情的强烈。它讲究“武戏文做，文戏武做”，即所谓“武戏慢慢来，文戏踩破台”。如《断桥》是一出文戏，但白素贞和小青的“蛇步”和一连串的舞蹈身段，许仙的“吊毛”、“飞跪”、“抢背”、“飞扑虎”等跌扑功夫，其吃重程度均不下于武戏。反之，武戏《水擒庞德》，却慢招缓式，在乐曲中开打，以舞蹈动作取胜。过去婺剧无水袖，因而手腕和手指功夫十分突出。旦角的开门、整装、整容等动作，无不注重手指的颤动功夫；净、生等角色的各种云手动作，也十分注重转腕，翻掌加上亮相时常曲腿亮靴底，与傩舞和佛教舞蹈颇有接近处。此外，角色上场时两肘（下臂）平曲，大拇指翘起，其他四指并拢，“起霸”时尽用身子旋转动作，扬鞭催马时鞭梢总是向上等，又与傀儡戏的动作相似。同时，婺剧中还保存了许多特技表演，如《火烧子都》中通过筋斗带彩的三变脸，《滚灯》中的顶灯，《大补缸》中的翻梁和七十二吊，《肉龙头》中的红拳、舞叉，《僧尼会》中的耍佛珠，《水擒庞德》中的“倒插顺风旗”，《三打王英》中的“倒喝水”，《相梁刺梁》中的“飞僵尸”等。人物塑造上，有些剧目往往从农民生活的角度来理解人物，即使帝王将相亦然。如《九锡宫》中已官填封九千岁的程咬金，在人们为他祝寿时，竟自顾自偷吃起枣子来。又如《三结义》中的刘备，却是个好吃白食、油嘴滑舌的二流子。婺剧班社过去演出，必先点戏：由二旦色头饰珠翠，脸敷脂粉，身穿红绿男客衣（褶子）。其一持牙笏，上开戏名，另一持笔，请“庙会头首”以笔点戏。演出之前，必先闹台，称“闹头台”，一般只用打击乐器奏出各种锣鼓点，取其热闹，借以招揽观众，谓之“闹头台”。但是，每逢头场演出，则必闹“花头台”，在锣鼓中插入大唢呐、小唢呐、笛子、胡琴主奏的四支乐曲，时而委婉清柔，时而激昂雄壮（“花头台”乐曲今已成为独立的民间吹打组曲），观众通过“花头台”来品评乐队水平。“头台”闹完，继以“蹈八仙”（有“堆花八仙”、“追桃八仙”等多种，均以蟠桃会众仙为王母庆寿为内容），再“跳加官”（俗称“跳白面”、“天官赐福”）、“跳魁星”、“跳财神”，然后演三至四出“摘剧”（折子戏），称为“开台”。每逢头场开台，徽班必演《百寿图》（《满床笏》《打金枝》），乱弹班必演《九锡宫》。演此两剧，一为取其吉利；二为亮行头；三因戏中行当全，唱做并重，能反映出班社演出水平。庙会主事人也据此决定戏码和演期的长短，观众则据此选择看哪几本戏。开台戏演完，接着“闹二台”，一般用大唢呐吹演奏一支曲牌，配以锣鼓，较简短，目的使演员和观众各以稍事休息。然后大戏开始，称为“正本”。正本演完，须加演一出小戏，称为“后找”。如《哑背疯》、《骂鸡》、《王小二过年》之类。从开台到后找，一场戏约需四、五小时以上。
婺剧主要特点
1、唱腔。婺剧重做轻唱，其唱腔已不如苏昆严谨，着重于感情和气氛的渲染，而不过分讲究吐字运腔的功夫，甚至有的曲牌的唱词成了“堂众曲”，各个戏中可以自由套用。婺剧的唱腔主要有二凡、三五七两类。
2、行当。角色行当分老生、老外、副末、小生、大花面（净）、二花面（副）、小花面（丑）、四花面（武净）、花旦、作旦、正旦、老旦、武小旦、三梁旦、（第三位花旦）、杂（扮演神仙、老虎、狗，由管“三箱”的兼）共十五行。
3、定妆。定妆即敷粉，在京剧中常用白色定妆粉定妆，而婺剧由于底色本身就比京剧要偏黄，所以通常用白色加肉色粉掺在一起与底色相一致。
4、脸谱。是在“古老彩绘图腾”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讲脸谱，总是指大花和小花，而婺剧则除此以外，还有四花、小生、老生、老外、副末，甚至连个别花旦、作旦、武旦等角色也有脸谱。这表明婺剧脸谱的古老和丰富。
5、音乐。婺剧高腔从简单的鼓板、小锣的伴奏，发展成管弦乐伴奏。婺剧乱弹、徽戏、滩簧、时调，从五个人的乐队，发展到十四五个人。乐器除了相互吸收外，如乱弹用牛腿琴、琵琶等乐器伴奏，徽戏用三弦伴奏。
浦江乱弹的历史渊源
浦江乱弹是以浦江当地民歌“菜篮曲”为基础，并在“诸宫调”讲唱艺术和我国最早的戏剧南戏的相互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菜篮曲又名踏歌，曲调自由，歌词不一，顺口溜唱，一歌一和，各适其适，亦称“天下和”，主要用于婚丧礼仪和祭神等活动，宋代已盛行于浦江民间，成为脍炙人口的汉族乐曲。如今在浦江农村，农民们挑担行路、上山下山时随口哼哼出来的浦江乱弹，依稀还有当年踏歌的痕迹。生活在宋代的浦江籍诗人吴渭所赋的《田园杂兴》一诗中对乡间唱踏歌已有明确记载。他写道：“土膏初动雨初收，草径芳亭趣最幽。坐睡略醒朝市梦，踏歌时有里闾游。 ” 而钱遹 的《椒湖塘记》一文中也写道：”樵夫耕牧提负往来，前者歌后者和，各适其适，余每杖藜 止堤下，周览旁听以穿山林之趣，而万虑消陨。”可以断定，宋代的吴渭和钱遹所听到的，樵夫耕牧都能唱，使他们消除忧虑，胸襟为之一宽的歌声就是流行于浦江民间的踏歌。 从一九九六年编纂的《浦江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一书所收集的百多首长期流传下来的浦江民间乐曲来看，绝大多数都与浦江乱弹曲调有关，有的干脆就是浦江乱弹。浦江民间俗语至今称乱弹乐曲“闹花头台”为“踏花头台”，“演八仙”为“踏八仙”，老人们仍对那些喜欢唱戏又唱不好的人说是在唱踏歌。由此可见，踏歌就是浦江乱弹的先声，浦江乱弹曲调是在踏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北宋靖康之后，北方沦陷，宋廷南渡，定都临安，随着瓦舍在临安的大量兴起，在北方盛行的讲唱艺术在南方也随之风行起来。于是，浦江也出现了讲唱艺术表演团体——坐唱班，也叫“什锦班”。所谓“十锦”，是明初出现在江苏一带的民间乐曲《十番锣鼓》的别称，“十样锦”的简称。“什锦班”既是浦江人婚丧礼仪、祀神祭祖等众多民俗活动的一支不可或缺的演奏队伍，也成了汉族民间一种自娱自乐的形式和艺人们赖以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
浦江乱弹的形成和发展
北方讲唱艺术在南方流行后，由于南方的地理环境、风俗民情以及人们性情、喜好等各方面的不同，南方人不可能照搬全抄，而是在吸收北诸宫调的基础上，根据南方的特点和本地民众的口味，进行了再创作，形成了具有南方特色，更适合南方人口味的南诸宫调。浦江坐唱班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采用了大量当地民间乐曲作为基调，使得诸宫调和踏歌产生融合，形成了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鲜明地方特色的戏曲剧种——浦江乱弹。而在这之前，温州的南戏在北宋宣和年间已经出现。不过，那时产生的南戏，是用里巷歌谣演唱的，仅仅出现在社火等祭神活动中，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南戏。只有到了南宋光宗朝(1190~1194），才出现了象《赵贞女》、《王魁》这样成熟形态的剧目，成为真正意义上戏剧。浦江作为浦江乱弹的发源地，影响遍及婺、严、衢、处、温、台各州和江西等地。讲唱艺人为了谋生，四出流浪，足迹所至，对南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正在成长中的南戏大量地吸收了南诸宫调——浦江乱弹，而逐渐摒弃了“里巷歌谣”，水到渠成地完成了整饬、融合后脱颖而出了。自南宋末年至明朝中叶的数百年间，浦江一直以讲唱艺术“什锦班”的形式流行于世，经久不衰。到了明朝中叶，浦江乱弹始由坐唱搬上舞台，由此浦江也盛行起搭台演戏之风。浦江桐木殿村就有一座建于明末（ 1622 ）的戏台，至今完好如初。浦江乱弹形成舞台艺术后，迅速在邻近的州县流传，并以绝对的优势压倒妙舞清歌的昆曲，不但使士大夫缙绅里党之类相与共习，诸凡宴会宾嘉亦必以演戏为盛礼，而且发展到官府叫好的戏班到县衙做戏，人称抓戏。清代有一位叫郑桂东的诗人这样写道：“送余乌饭乐宽闲，演戏迎神遍市圜；妙舞清歌人不醉，乡风贪看乱弹班。”可见，当时演戏之盛和人们对浦江乱弹的喜爱程度。明万历三十八年（ 1610 ）到崇祯八年（ 1635 ），浦江乱弹戏班已渐渐兴盛，但基本活动地区为婺江流域一带。金、衢、严三府人熟悉戏路，每当演戏必要好的戏班才能去，因这三府古称“上三府”，故能去这三府地区演出的浦江乱弹班称为“上三班”。 而质量较差的戏班只能到戏路不甚熟悉的桐庐、富阳和杭嘉湖一带演出。杭嘉湖地区古称“下三府”，所以这些去杭喜湖地区演出的戏班称为“下三班”。上三班能演难度大的戏，谓之“曲肉戏”，象《古玉林》、《施三德》、《珍珠塔》、《两重缘》等，“下三班”则演“露头戏”，如《铁灵关》、《牛头山》、《凤凰山》、《三枝箭》等。清康乾之世，浦江乱弹不但盛行于浙中、浙西、浙南的广大地区，而且传入江西、福建、皖南等地，其腔调多被其他剧种借鉴和吸收，浙调和浦江调成了赣剧一大声腔。浙调，即浦江乱弹中的三五七，浦江调就是浦江乱弹中的二凡，秦腔即浦江乱弹中的女宫芦花，老拨子也就是浦江乱弹中的拨子，其伴奏以笛子为主。特别是三五七尺字系统唱腔和芦花正宫系统唱腔同一 戏不同使用的法则也被赣剧承袭，而诸暨乱弹、绍兴乱弹等与浦江乱弹都有一定的血缘关系，金华乱弹、东阳乱弹、处州乱弹等实际上属浦江乱弹的支脉。清道光年间，浦江乱弹演员青黄不接，义乌的“昆腔班”、金华的“徽班”和新昌的“调腔班”趁机大量涌入，形成替代趋势，使浦江乱弹班大受影响，逐渐处于凋敝状态，因而出现了浦江乱弹史上的“昆乱时期”。所谓“昆乱时期”，是指浦江乱弹在面临昆曲、徽戏的冲击形势下，吸收昆曲之长进行本身改造提高的应变措施。即在剧目唱腔里插入昆腔头，大量吸收昆腔的长处完善自身。接着，浦江乱弹班又从昆乱时期过渡到徽乱时期，吸收了徽班剧目，并结合徽调进行演唱。最终，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浦江乱弹在吸收了昆、徽两个剧种的长处，丰富了乱弹本身后，再度走向繁荣.光绪二十六年,被誉为“江南第一家”的郑义门天将台竣工典礼,有十四个戏班演戏,其中浦江乱弹班占了 60% ,明显处于优势。清光绪二十五年始，浦江乱弹班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根据各地演戏通例，会场戏须先由高腔开始，而浦江乱弹班是鸣锣开始的“登殿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登殿班既掌有先开锣的权利，如某班不懂规矩擅自开锣，登殿班可拿走他们的祖师爷以示惩罚，犯规者则须踏八仙向登殿班赔礼道歉，待登殿班交还祖师爷后才能演戏。在浦江乱弹戏班呈现繁荣趋势时，浦江乱弹的坐唱班也以惊人的程度在蓬勃发展，而且久盛不衰。民国三十四年，浦江城隍庙菩萨开光，有一百二十多个“什锦班”参加了开光庆典。这些“什锦班”三分之二为浦江乱弹，昆曲三十班，其他的有徽班、滩簧、时调等。当时仅石马一乡，就有十三班浦江乱弹什锦班。国民党统治时期，浦江乱弹饱受摧残，艺人们流离失所，班社残缺不全，濒临消亡状态。当时流传着“上台做官称帝，下台饿瘪肚皮。锣鼓一响万顷家当，锣鼓不响一扫精光。”这样一首谚语，充分反映了艺人们在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下生活的痛苦和艰难。一九四二年，日寇进犯，浦江沦陷，受战争的影响，浦江乱弹只剩下楼新玉、新春、成永和、王永和、黄永和、何金玉等戏班。到一九四七年，浦江乱弹仅存何金玉、新春两个戏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华市组建了浙江婺剧团，把盛行于婺州一带的戏曲剧种统称婺剧，与此同时，各县市也都纷纷成立剧团。于是，浦江乱弹成了婺剧的主要声腔之一。衢县则把当时正在域内演出的浦江乱弹新春班就地整编，成立了衢州市婺剧团。改革开放后，浦江县文艺宣传队也改为婺剧团，编排演出了浦江乱弹的大量传统剧目，足迹遍及浙江的大部分地区和江西、福建等地，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由此，浦江乱弹也曾再次出现繁荣发展的局面。如今，浦江乱弹和其它传统艺术一样，在商品经济的狂飚巨浪席卷下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随着浦江县婺剧团的解体，一些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的农村剧团也纷纷消亡。到目前为止，仅有三四个剧团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勉强地生存下来。但浦江乱弹是真正属于农民的艺术，它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具有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据调查统计，至今仍有 83 个浦江乱弹“什锦班”活跃在浦江城乡。
